解读“诉讼爆炸”的几个法社会学公式/谢可训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4 18:57:32   浏览:851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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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诉讼爆炸”的几个法社会学公式

□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谢可训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由简单的同质性走向复杂和多样性,社会分化明显,社会矛盾丛生。与之对应,诉诸法律的各类纠纷也不断增多,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已达1220.4万件。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诉讼爆炸”的时代。但诉讼爆炸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拟通过法社会学的几个公式,来揭示现今中国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加的原因。

“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 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它与宗教、道德等其他控制手段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因素导致了自律的松懈,故需要更多的法律来填补规范的真空。

“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文化稀少之处,法律亦少;而在文化繁荣之处,法律亦繁荣。因为多元文化在共处之中容易产生冲突,从而导致法律的增加,而文化共识的达成,可以使减弱文化之间的冲突并导致法律减少。当前中国文化的现状是多元杂处却不能融合交汇,也就是说,中国因同质文化的分化已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但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普遍的文化共识却尚待加强。

“法律的变化与社会分层成正比”。分层即财富的不平等,是社会分化在分配和消费领域的体现。只要人们相互间比较平等,法律就比较少。而一个社会的分层越多,法律也就越多。结合中国的现状来说,首先,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法律的总量也相应增多。其次,社会阶层之间大的落差也导致法律增多。目前社会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的水平流动频繁而向上的流动性差。掌握更多资源的阶层更容易打官司,处于弱势的阶层更可能由于心态失衡而敌视社会,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尚未形成,这些都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社会分配不公使“贫者生怨、富者不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现实焦虑感。

“法律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分工是社会分化在生产领域的表现。分工使交换成为必然,使合作成为必要。一般来说,法律随分工而增加,一直到分工到相互依赖的某个程度,然后随共生的出现而式微。当人们没有或很少进行分工和交换时,法律很少;而在另一极端,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他人时,法律也很少。就现状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下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对法律的需求增加。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分工基础上的交换经济,人们通过分工来发展各自的比较优势,然后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即优势交换。陌生人社会中的分工与合作要靠信任来维系,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则要靠法律来构建。另一方面,当前共生关系发展的不充分也需要法律的适度介入。共生关系只能存在于互惠型的长期交易,而在市场道德缺乏的今天更多见的是自利型的短期交易。

“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距离成曲线型”。社会关系的距离即人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一般而言,在关系密切的人们(“熟人社会”)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大(“陌生人社会”)而增多,而当增大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完全隔绝(“他者社会”)的状态时,法律开始减少。易言之,在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律较多,而在熟人社会和他者社会中的法律较少。

当今中国从大体上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传统上乡村式的熟人社会已被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所代替。陌生意指身近而心远。一方面,因为物理距离近,所以接触交流的机会增加;另一方面,因为心理距离远,所以摩擦纠纷的几率增大。匿名性是陌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中国在熟人圈子以外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这种不信任文化又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因为信任度反映了心理距离的远近,信任缺失将使心理距离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熟人社会与他者社会中呈现出了一定的“陌生人化”倾向,从而使位于社会关系距离两端处的法律都有所增多。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近端而言,原来较为亲密的熟人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近而犹远”。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为争夺财产利益而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者今天屡见不鲜。这就说明,道德滑坡和重利轻义等因素导致家庭、族群和社区对个体的控制力趋于下降,维系人际亲密关系的传统纽带已相对松弛。而市民社会的发育不完善,又使之无法在培育道德规范以约束个体行为方面有大的作为。因此,即使熟人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要借助法律来调整。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远端而言,原来互不相干的“他者”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远而犹近”。本来,当社会关系远到一定程度时,法律趋少甚至于无。但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达拉近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不复存在,世界变成了无远弗届的“地球村”。随着交往的逐渐增多,传统的他者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事实上,社会关系的范围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都得到了拓展。由于手机、电邮等现代通讯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个人生活的封闭性被完全打破。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人进行交往互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关系的触角在时空维度上的不断延伸,对法律这一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需求也就相应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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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第二批行政权项的决定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第二批行政权项的决定》


第70号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第二批行政权项的决定》已经2008年4月23日十四届市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徐唐先



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第二批行政权项的决定




根据《中共海口市委关于创新市区管理体制实施强区扩权的决定》要求和《海口市人民政府强区扩权实施方案》工作安排,经研究,决定依法下放第二批行政权项共11项。各区、各部门要研究并及时处理行政权项下放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认真做好有关工作的衔接和监管,扎实推进强区扩权工作。




附件: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下放的第二批行政权项



附件:




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下放的第二批行政权项




序 号
下放行政权项名称
下放后实施机关


1
采矿许可证年检(国家、省矿产主管部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除外)
国土分局

2
矿区范围划定的具体工作
国土分局

3
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具体工作(跨区的、特别重大的除外)
国土分局

4
土地确权的具体工作(跨区的、特别重大的除外)
国土分局

5
土地征收的具体工作
区政府

6
工业企业行业管理
区发改局

7
区属副科级事业单位的设立、调整或撤销
区编委

8
辖区旅游市场管理与监督(导游证的颁发与吊销除外)
区商务(旅游)局

9
三星级(含三星级)以下旅游饭店星级复核
区商务(旅游)局

10
辖区民间组织的审批管理
区民政局

11
辖区门牌的审批管理
区民政局



韩国的公物警察权理论的特点与不足

刘建昆


  据介绍,韩国行政法学者金东熙是法国巴黎第二大学公法学博士,又在巴黎第二大学从事德国法研究,精通德国与法国行政法。今日有暇,查阅了他所著《行政法2》中的《公物法》部分。从中可以看出,该学者的公物法理论体系,与我国台湾地区大致是一样的,但是他理解的公物警察权的权限界定,与王名扬先生介绍的法国行政法理论有些出入。韩国的公物警察权理论存在如下的特点:

  第一,公物警察权理论属于《公物法》,而公物法又属于《给付行政法》。这种体系结构,与日本和台湾地区相似,与将公物理论附属于行政主体法的理论有显著不同。

  第二,将应属于公物警察权的“防止、消除对公物目的的障害”归于“公物管理权”。具体如,旨在保全道路结构的车辆运行限制(道路法54),旨在保全河川等的使用禁止、限制(河川法71-72)。

  第三,公物警察权系指“为预防、消除有关公物使用所发生的对社会公共安全、秩序的危害而行使的作用”的一般警察权。并非专门指保护公物为目的行政权力。

  第四,认为公物管理权与公物警察权的存在“竞合性作用”。作者承认公物警察权与公物管理权有所区别,但又认为“在现实中,很多情况下对于同一公物二者是竞合行使的”。

  就公物法的理论体系而言,我认为这种属于行政给付法的《公物法》,边界上更为清晰,结构上更为科学。但是,对于公物管理权,公物警察权,基于公物利用的治安警察权三者的关系,仍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以城市道路公物为例,为例对道路公物本身的侵害行为(如挖掘路面),不符合利用目的的利用行为(如马路市场),符合利用目的但是存在其他危险的行为(如超速行驶)。

  一般而言,公物管理权并不当然包括行政惩戒的权力。 笔者无从查阅韩国有关法律条文,但以理论而言,如果以惩戒手段为之,前述挖掘路面损毁公物的行为,即“防止、消除对公物目的的障害”的权力,性质上属于公物警察权更为恰当。

  从公物利用角度观察,马路市场和超速行驶的尽管是都是公物利用行为,但以公物利用之本来目的为界限,仍然是有区别的:不符合公物利用目的的行为,惩治权限属于公物警察权;符合利用目的但是存在其他危险的行为系一般治安警察的权限。韩国行政法理论对此没有清晰界定,而是以“竞合性行使”视之。

  作者认为,“道路管理厅作出的'为保全道路结构及防止通行危险而限制车辆通行'的公物管理作用于警察署长作出的'为防止道路上的危险及确保灵活疏通'的禁止道路通行的公物警察作用竞合。”这就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简单按照所属行政主体的不同来区分“公物管理权”和“公物警察权”而不是按照权力的内容性质来区分。

  民国学者范扬先生认为“同一机关,所为各种作用中,孰者为管理作用,孰者为警察作用,应依性质而区别之”。也就是在公物警察权与公物管理权归于同一行政主体之时,其权力仍有区分的必要;同样,警察机关所为的基于公物的管理,也并非一概是“公物警察”,而含有大量的治安警察成分。

  韩国公物法及其公物警察权理论的不足,在日本行政法理论界也同样存在,可以说是一个通病。总而言之,将与公物上附着的的权力区分为公物管理权、公物警察权、治安警察权三种类型更为科学;公物警察权而言,将其内容限制在惩戒损毁破坏侵占公物的行为和打击不符合公物利用目的的行为,是比较合适的。

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