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真理和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
严佳维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使用武力曾被认为是国家天经地义的权利，然而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震撼了人类的良知，人类基于对战祸的厌恶而对使用武力加以理性限制的努力几乎从未停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渴求和平与安全的人们建立了联合国，这一“在集体安全和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基础上的维持国际和平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普遍性组织”及其组织章程《联合国宪章》，在其后的60年间，它们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规模各异的地区冲突也时有发生。
更值得关注的是，占相当大比例的武力冲突都与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强国之一及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的两大工具——武力之剑与国际法之盾在美国对外政策战场上投下了两道持久对立的阴影。” 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美国国内乃至世界国际法学界对“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问题的争辩。

一、本书篇章介绍
通过解读由著名国际法学家路易斯•亨金等学者编著的《真理和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一书，我对80年代美国国内引发的关于美国政府的一些对外武力使用是否“真正符合”国际法的细节问题以及国际法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中所扮演的检查角色等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大辩论的相关情况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
本书从篇章结构上看分为两大块：

前言 :
真理和强权之辩------ （代译序）
序------ 约翰•坦普尔司温
引言：20世纪80年代的大辩论------大卫•J•谢夫

正文:
第一章 里根主义，人权和国际法------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艾伦•杰森

第二章 武力的使用：法与美国政策------路易斯•亨金

第三章 道德规范与超级大国间的游戏规则------斯坦利•霍夫曼

第四章 武力的原则，原则的力量------威廉•D•罗杰斯


该书是一本对美国数十年来外交政策进行回顾与反思的论文集，作者们在美国国际法学界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他们各自从法律、政治、道德伦理等多种视角对美国历任政府的重大外交举措，军事行动进行了评析，其中不乏对立观点的争鸣，让人读起来饶有兴味。尽管这本书中描述的内容时间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冷战时期，20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大变，书中的部分内容可能已不具备现实意义，但美国作为二战至今始终存在的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对“强权”和“真理”，“武力”和“国际法”的态度对分析其目前对外政策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二、本书内容概述
在第一章《里根主义，人权和国际法》中，珍妮•柯克帕里克和艾伦•杰森对里根主义及其对国际法的刻意影响作出了权威性的解释，他们在文中主张“里根主义”非但不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背，反而是履行了《联合国宪章》要求捍卫人类民主、人权的义务。他们将促进民族自决、维护世界人权看作是美国政府的信仰，并重申“合法政府应建立在尊重人权和被统治者意志的基础之上”这一信念并没有随着1945年宪章的签署而消亡。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里根主义”和苏联的勃列日列夫法则、民族解放理论是本质不同的，因为苏联将干涉作为其压制民族自决的自由表达、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信条，而“里根主义”是为了维护和促进自由。在此，有必要引用一下被里根主义思想奉为经典的一段话：“不干涉主义，作为一种准合法性的道德准则，须为所有政府所接受。如同自由国家，独裁者们也须同意受其约束。除非他们如此行事，否则自由国家对其的信守只会招致令人痛苦的结局：非正义方可以援助非正义方，而正义方却不能援助同样的正义方。为推行不干涉而进行的干涉总是正义的，总是道德的，即使并不总是审慎的”。
关于这两位作者的背景也值得关注一下，珍妮•柯克帕里克曾于1981—1985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里根主义的政策和法律理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艾伦•杰森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也参与了里根主义的发展进程。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们在文中为何始终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的了，他们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美国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主导的对外政策的基调，尽管其间也因时代和现实的需要而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
接着在第二章《武力的使用：法与美国政策》中，路易斯•亨金教授对与使用武力相关的国际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他对《联合国宪章》内包含的关于使用武力的法则、重新诠释宪章的努力、人们对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禁止性规范的例外建议、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的法律权威解释、国家服从宪章的问题以及里根主义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的法律挑战等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废弃宪章法则对于任何美国政府而言都是不可行的政策；重新解释宪章法则以削弱和模糊其规范化禁令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里根主义不管其在国内的支持如何，它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它应该被抛弃，而且如果再次被证明有必要的话，美国也应采取杜鲁门主义，即有权“提供援助现有的民主政府抗击直接或间接的甚至包括国内叛乱在内的武装进攻来捍卫民主”。他的观点应该在世界各国国际法学界都具有一席之地，也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对武力使用原则的理解。
在第三章《道德规范与超级大国间的游戏规则》中，斯坦利•霍夫曼教授专门论述了由超级大国建立并遵守的行为规则——“超级大国行事及相应行事的道德框架深远影响着它们之间一些未成文的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对一超级大国最终诉诸武力抑或寻求合作之道起着决定作用”。他指出《联合国宪章》及有关武力使用的各种国际协定都包含着诸如“强制”、“对等”、“追求共同利益”这三大基础道德准则，就连调整美苏间的非正式安排也与道德考虑相关。同时他在文中提出了“实在”规则和“内在”规则的概念：“实在”规则源自超级大国之间“状况”的特定性质，它包括核威慑规则和超级大国间的竞争规则；而“内在”规则是超级大国为执行实在规则而构想出来的，如核领域中包含有维持核心均势、增强稳定性、禁止实际使用核武器这三类规则。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这些游戏规则的道德内涵，并对其利弊尤其是否定的一面进行了论述，他得出的结论是：里根主义从道德基础看，比起从法律基础看来更是不为人所取。对于美国而言，推行里根主义的代价或许很低，但事实上是将极其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了无辜的民众，他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美国试图削弱或摧毁的政权所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此外，他认为，在苏联经受国内和对外行为的剧变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在建立符合道德标准的游戏规则中扮演主要角色。
最后一章《武力的原则，原则的力量》由担任过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负责美洲国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及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威廉•D•罗杰斯执笔，尽管他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但还是客观公正地评述了前几位作者的观点，总的看来他在使用武力的立场上和路易斯•亨金的观点大体一致，是反对里根主义的。他通过分析二战后国际法所面临的许多严峻事实和全球范围内的正式非正式的立法成果，指出：战争是战后背景下的一个普遍特征，尽管宪章没有实现彻底消除战争这一“人类灾难根源”的目标，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这就是国际社会的最大成就。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国家之间能够有效利用的毁灭性力量和它们之间实际使用的武力日益加剧的失衡，都在法律原则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他承认《联合国宪章》原则尤其是第二条第四款成为了理论上衡量武力使用的标准，它本身存在不严密，不严密会引发不确定，不确定则会导致规避的产生。他强调应避免纠缠于“是否所有有效限制本身都是法律’这一问题，他更看好通过特别达成的更加温和、简单但精确的协议在限制战争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

三、本书对我的启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大战虽然尚未发生，但地区性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从未停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事件更是频繁发生，如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的，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因而使用武力是当代国际法上十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而非常巧合的是上面提到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美国直接参与或领导的，以国际法的视角审视这些战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国际法原则与制度被美国的强权铁蹄所践踏。这不由使我深思起来。
在经历二战的浩劫后，于战争废墟上孕育出来的《联合国宪章》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禁止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确定为联合国会员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不仅是《联合国宪章》的一项重要原则，而且已发展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并已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项强制规范（强行法）。 因此，该条款具有普遍而强制性的使用效力，世界上一切国家都负有不再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的法律义务。在当今世界各国力量不均衡的国际环境中，坚持该原则对维持国际和平、秩序与正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当然，《联合国宪章》也对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例外作了明确规定，只有在下述四种例外情况下使用武力才是合法的：
第一，反对原先敌国的行动。《联合国宪章》第107条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遗留问题已基本解决，因此此条规定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第二，区域机关的执行行动。《联合国宪章》第52条第1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排除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用以应付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而宜于区域行动之事件者；但以此项办法或机关及其工作与联合国之宗旨及原则符合者为限。” 《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1款规定：“安全理事会对于职权内之执行行动，在适当情形下，应利用此项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
除了上述两种可以使用武力的情况以外，联合国宪章还规定了两种使用武力的例外情况。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动用武力才是实际可行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例外。
其一，安理会授权动用武力，这主要规定在联合国宪章第7章有关集体安全措施的规定中。《联合国宪章》第42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如认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 。
其二是指遭受武力攻击的国家，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这也就意味着，当代社会条件下战争的可能基础只能有两种，即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和自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这样一种“一般性禁止武力使用”的规定，仍然有不少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使用武力，当然它们并不敢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总是为自己寻找理由，想方设法为自己使用武力辩护，将之解释为符合宪章的规定。这正如马基亚维里所言：“对于需要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而就当代而言，武力的使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民主和社会制度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因为别国选择某种不同于自己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就对其进行干涉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曾经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经常性做法。苏联解体后，美国依然扛着这面大旗四处招摇，对别国的社会制度和民主状态指手画脚，美国人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不能充分体现美国人所信奉的那种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价值观的政策”。 因而它自认为有权对不符合它民主标准的国家进行言语甚至是武力攻击，从它称其他主权国家为“无赖国家”可以看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是对别国内政主权的野蛮干涉，它所谓的“民主”充其量只是其推行国家政策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当然，国际社会对于这种行为已有共识，正如国际法院所主张的“不得‘考虑创设一项新规则是一国有权因别国选择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就对之进行干涉’。而‘相反的观点将会使整个国际法赖以存在的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和选择一国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的自由都不复存在’”。
2、人权危机和人道主义干涉
长期以来，为军事行动辩护还经常采用一个政治和法律上理由，认为为了保护某些民族不受血腥的镇压或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的伤害，对相应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显而易见的，在联合国规范下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合理的 ，但从近几起大规模战争看，美国完全视联合国于无物，绕开联合国，自己随意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这必然会使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毕竟“使用武力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权的非常严重的——最严重的侵犯”， 而且一旦干涉者稍失分寸，则必将导致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其甚至可能比原有的人权危机更为严重。美国以“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的独裁专制下丧失民主和自由，人权受践踏”为理由之一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便是很好的佐证。然而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始终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其他国家却要求近乎苛刻。举个例子便能很好的说明，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迄今还未批准大多数国家都已批准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美国的行径理应受到世界各国的断然拒绝和坚决反对，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法律显然不能以人权受到侵犯为理由——就允许任何国家进行破坏别国政治和领土完整的武力干涉” 。
3、反恐怖主义
宪政体制与社会稳定

王智名


摘要：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稳定成了中国的核心词之一。维护稳定保平安已纳入“一票否决”，成为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宪政体制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和功能，如何施行宪政来维护好社会稳定是我国当代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宪政体制 社会稳定 价值 功能


一、概述宪政与稳定

　　在中国，社会稳定是社会各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稳定成了中国的核心词之一，被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事实上 ,维护稳定保平安一直是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头等大事。在当今世界局势动荡、国内矛盾凸现的环境下，我们党和政府适时地提出以科学观推动经济这个首要任务的发展，以构建社会稳定为目标多管齐下来维护社会稳定。
　　所谓社会稳定，是指社会规范有序和合理渐进的发展，而非“太平盛世”下的“死水一潭”。不稳定源于当前我们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在解决社会矛盾中出现了新的矛盾，诸如社会道德缺失，公平正义失衡，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心理承受力过限等等。造成不稳定的不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但这一力量能否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真正解决。如果社会公平解决好了，人民群众就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如果不去解决或者说没有解决好，就会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稳定的另一面。稳定并不是目的，我们是要通过稳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的需要，进而实现人的发展。所以，不能为稳定而稳定，更不能为了稳定而去压抑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在目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西藏事件、火炬风波，到四川地震中的人祸、瓮安事件、闸北袭警，种种迹象显示，我国的社会稳定问题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群众上访事情增多，很多被压下去的还不算，其中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占有大量的比重。大家都会确信，上访者不可能象孙姓专家所说的“99%都是精神病”，反而说明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或者法制运行不健康，法制没有能很好地实现其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和价值。
　　实施宪政体制，依法治国，依靠法制实现法治，实现公平正义，使人民信服，有利于社会稳定。
　　所谓宪政，即宪法政治，是指坚持以人为本的、奉行宪法规则至上性的法治政治。具体而言，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1]总之，宪政就是以宪而治的法治政治，这种法治政治谋求人的主体性与政治的规则性的统一并最终体现在宪法规则之中。宪政包括所有获得实施的宪法制度，譬如民主、法治、分权、联邦主义以及对基本权利的保障。

二、宪政具有维护稳定的价值和功能

（一）作为根本大法，宪法本身即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
　　宪政体制应该是法律至上，维护宪法的权威。法律权威源自并从属于宪法权威，法律至上首先是宪法至上，法律之治核心是宪法之治，法治的根本是宪政。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正是以其作为“最高的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最高效力，使法制的统一、协调得到维护。宪法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2]这是任何其他的法律规范所做不到的。宪法是社会稳定实现的根本保障。
　　亚里士多德曾经系统论述过政体（宪法）的稳定作用。“共和政体，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是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各种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以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多而财产充足，就能平衡富有和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国家少有党争之祸。近代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宪法确认革命成果和新秩序，达到新的稳定。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也是其首要任务。宪法是稳定的，但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宪法的变化源于社会发展的变化，只有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中的冲突与矛盾非常尖锐，社会矛盾要突破宪法而引起宪法危机时，改变宪法就不可避免，只有通过宪法的修改来稳定社会。因而，我们说，宪法的产生、发展具有稳定社会的价值。
　　新中国宪法对中国实现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调整国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由宪法来规范和调整，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其他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宪法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调节器和安全阀，对于解决国内各种重大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宪政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公民权利有益于社会稳定

　　在近现代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是通过民主宪政体制得以实现的。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标志我国法治进程的重大进步。在今天弘扬人权保障，意在恢复在近现代化进程中被异化了的人的主体性地位。在宪政框架下，保障人权构成了宪政的终极价值诉求，人权保障已经成为普适性的宪法原则。宪法对人权实定化，确认基本权利和自由并予以保障，是宪政的本质核心。
　　正如有学者所言：“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3]这种民主宪政体制体现着民主政治与法治原则，旨在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
　　人权主要表现为法律权利，法律权利的表现形式即为公民权利。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如何，主要看其公民权利的实现多少。在民主宪政体制比较发达的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是该社会的义务和民主宪政体制的目的。在政治上，公民权利的享有，本身就体现着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而这本身又是民主宪政体制所具备的基本原则。公民权利的享有必将进一步健全这种体制，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在经济上，公民权利的享有，意味着公民个性的完善和公民自身能量的尽情释放，这必将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与民主宪政体制相适应的必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是目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由经济，一种权利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一的公民，其权利的享有必将有利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所有这些群体阶层合法的利益，都要、也都必须要一视同仁地去尊重、去保护。尤其在今日的中国，尊重人更多要体现在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方面，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前提。可以这么说，当公民权利的享有与民主宪政体制保持在高水平的平衡状态下，则这社会便是长期稳定的社会。作为联系国家和公民纽带以及构成国家基本制度模式的民主宪政体制一旦被摧残，势必带来社会的巨大不稳定。
　　真正实现有机的、良性的、持续的、健康的社会稳定最终还是要靠坚持“以人为本”。良好的体制能造就人，保障权利和权力和谐互动，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三）实行民主宪政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

　　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是两个相对的概念，限制政府权力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保证公民权利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追求的目标正是社会的和谐。我们要的不是极权政治下粉饰太平的绝对稳定，而是民主宪政下的社会规范有序和合理渐进发展的相对稳定。绝对稳定不是真正的稳定，相对稳定则是理性的动态的稳定，这种稳定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享有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的“动态”幅度因富有理性的、合理的力量推动将愈趋平衡，从而使社会愈趋民主、法制与理性。制度是秩序的先导，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就没有宪法秩序和宪政秩序，从而就不可能建设民主法治，也不可能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是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在稳定基础上维护社会稳定的稳压器和助推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实现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度相互适应的统一协调状态，是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只有执政党及其政府才有这种政治调控能力。
　　各级政府作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定管理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稳定的社会之不仅依靠市场机制或仅仅通过社会自治去实现，同时需要政策引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而这些社会性机制只能由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体的法定政治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公民社会来共同建立和发挥。比如，社会稳定必须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社会，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及时得到处理和化解，否则会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畅通表达渠道、健全和实施行政复议制度等积极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妥善而及时地疏导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的伟大工程中，各级政府都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

（四）权力制衡优于法律监督，权力为民所用让人民满意

　　宪政就是动态的宪法，是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过程。宪政的实质在于通过对政治社会中的主要政治力量的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权力运用得当，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民福祉的强大力量；运用不当，则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侵犯人民权利的专制工具。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势必会走向滥用和腐化。这是由权力运行的本性决定的，是适用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一条普遍规律。
宪法首先是限权法，对权力实施必要的控制是权力良性运作的关键。权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强大的力量，必须用另外一种与之相当或更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和监督，才会循规蹈矩。英国哲学家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4]孟德斯鸠也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5]
　　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绝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已深入人心，但人们对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关系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明确权力监督的法治地位，但同时，我们不能将权力监督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惟一权力约束形式，不能用权力监督替代权力制衡。真正将权力制衡原则运用到法治建设中去，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杜绝腐败。道理很简单，在权力制衡中，“破坏和滥用准则是有限制的，因为法律的执行人最终发现自己也不能摆脱法律的判决”。西方著名的“分蛋糕理论”告诉我们，设计一个良好的权力制衡制度最重要。
　　近代法治产生后，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法治原则替代权力监督，成为民主政治最主要的制度保障，从而使权力监督和权力制衡有了明显的区别。而在民主政治中，权力约束最主要的形式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从功能上说，它最多只能起到事后的作用。同时，由于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监督。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这种监督无限累加的怪圈，是传统监督制度永远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腐败的根源。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制约者的双重身份。权力的行使者不仅受到其他权力的约束，而且也同时约束着其他权力。这种约束中行使权力，而行使中又约束权力的机制，跳出了传统监督中“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无限累加怪圈。
　　如果用代表民意的选票决定权力，还用得着那么多的上访吗？民众有合理的表达诉求的途径，能真正掌握监督的权力，民意就能顺畅，不至于日积月累，导致隐患。

三、如何实行宪政维护社会稳定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宪政具有维护稳定的价值和功能，那么在实行宪政来维护社会稳定上，笔者着重探讨以下几个应该处理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