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农业承包管理规定》的通知
福建省政府




现将《福建省农业承包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情况，认真贯彻执行，使农业承包合同的签订、鉴证、兑现、变更、解除等，逐步规范化，促进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帮助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建立和调整承包经济关系、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加强承包合同管理，维护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稳定协调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农、林、牧、渔、副各业的承包管理。
第三条 农业承包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允许多种经营形式并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充分发挥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两方面的积极性。
第四条 农业承包是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一种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发包和承包双方应签订合同，使承包关系确定下来。承包合同必须在遵守国家的法律，符合国家政策、计划要求的前提下，符合该合作经济组织的章程和组织成员共同约定的事
项。

第二章 发包方和承包方
第五条 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乡、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公有生产资料的发包方。原由生产大队固定给生产队使用，随后由生产队发包的土地，可以由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包，也可以由村合作经济组织委托原生产队代发包。原属生产队、联队所有的生产资料仍归原生产队、联队
所有，由原生产队、联队发包。乡合作经济组织、村合作经济组织、联队和生产队之间不得无偿平调财产、资金和劳力，也不搞逐级过渡。
第六条 农民个人、家庭、联合体和专业队（组）是承包方。承包方应具有生产经营能力。在同等条件下，本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有承包的优先权。
第七条 非本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请求承包，必须持有本人（组）的合法证明，并有相当财产抵押；也可由拥有财产抵押能力的单位或个人出具担保。

第三章 所有权和经营权
第八条 承包方向集体承包的耕地、山林、果园、茶园、草山、荒地、水面、滩涂、厂房、设备、农机具等生产资料，所有权仍属于国家或集体，承包方在承包期内有经营权。凡属个人承包者，允许由具有生产经营能力的继承人继续承包。
承包方对所承包的生产资料，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经营使用，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承包地不得出租、买卖、弃耕搁荒和掠夺性经营；不得在承包耕地上建房、修坟、取土制砖瓦等。
第九条 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所承包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作新的投入或加工，使之增值或改善生产条件的，在承包期满重新发包时，在同等条件下有继续承包的优先权；如承包关系转移，应由发包方或新的承包方付给合理的补偿。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章 承包方式
第十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生产经营项目、生产经营条件的不同，可采取多样的承包方式。具体的承包方式、承包期限、承包双方的权责利等基本事项，应由本组织的成员按照有利于长期持续发展生产，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有利于兼顾发包、承包双方利益的原则，民
主讨论决定，并在承包合同上作明确的规定。
第十一条 耕地可以按人承包，按劳承包，按人、劳比例承包，可以“双田”（口粮田、责任田）分开承包，也可以采取便于实行规模经营的其他承包方式。
农户承包耕地应尽可能连片，以便耕作。过于零碎分散，影响耕作的，可以由承包户之间自愿协商调整，由发包方办理调换手续；也可以根据承包户的要求由发包方按“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有计划地进行调整。
第十二条 山林、茶、果、滩涂、水面、畜牧场运输工具、农机具等，可以由集体统一经营，专业承包管理；也可以由个人、家庭、联合体、专业队（组）承包经营。集体成片用材林不要分户承包。实行专业承包经营的，发包时应分开招标，并提前一个月张榜公布承包的条件。按人（
户）平均承包的，发包方要制订统一的技术规程；承包者不执行规程的，按合同规定处理。
严禁依仗权势搞压价包、“垄断”包、干部入“暗股”承包和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承包。

第五章 转包和转让承包
第十三条 承包方由于从事他业或其他原因无力经营承包项目时，经发包方的同意，可将其承包项目的一部或全部交还发包方；也可以经发包方同意，将承包项目的一部或全部转包或转让给他人。
第十四条 承包项目转包时，原承包合同仍然有效，并由转出方与转入方签订转包合同，其内容不得与原承包合同抵触，仍由原承包方履行与发包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
第十五条 经营项目转让承包后，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即告终止，由新的承包方与发包方建立新的承包关系。
第十六条 承包方在承包经营过程中在不违背承包合同的条件下，可自主地将某些临时性、季节性的经营环节和劳务转包给他人，无需经过发包方同意。

第六章 承包合同的签订
第十七条 所有的农业承包（包括转包、转让）都必须依法签订合同。
第十八条 承包合同应具备下列条款：
（一）承包经营的项目、地点、数量及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二）承包的起止日期。
（三）对承包方利用、改良、维护承包土地的标准要求；对承包方使用、维修、养护生产资料的责任以及具体奖惩规定。
（四）发包方应提供的服务项目及因此收取的费用。
（五）承包方向发包方提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折旧费和承包金（实物或现金）的数量、质量、期限和办法；提供义务工的数量和办法。
（六）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和交纳各种税费的数量、质量、期限和办法。
（七）因违约而使对方遭受损失的赔偿责任。
（八）当事人双方认为应明确的其他内容。
第十九条 承包合同应写明发包单位的名称和承包方个人或代表的姓名，由发包方代表和承包方个人或代表签字盖章，并加盖发包单位的印章。
签署合同的代表发生变更，发包单位合并或分立，合同仍然有效。
第二十条 承包合同签订后，如发包或承包方要求鉴证的，可以到承包合同管理机关办理鉴证手续。

第七章 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
第二十一条 承包合同经过依法成立，即有法律的约束力，双方必须认真履行。
第二十二条 承包合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确认无效：
（一）违反国家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
（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违背该合作经济组织章程或制度，损害集体利益的；
（四）采取欺诈、胁迫及其他不正当手段签订的，特别是依仗权势强行压价承包、垄断承包或干部入“暗股”承包的；
（五）发包方无权发包的。
无效的承包合同，从订立之日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无效合同的确认权，归农业承包合同主管部门和人民法院。
第二十三条 无效合同产生的财产问题，应依照法律、政策解决。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八章 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二十四条 农业承包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但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
（一）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
（二）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逆的原因，致使无法履行合同约定条款的；
（三）订立承包合同所依据的国家定购任务、价格、税收等发生重大变化，而严重影响一方利益的；
（四）承包的土地等自然资源被征用或被调整的；
（五）一方违约，致使承包合同无法或没有必要履行的；
（六）承包者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
签订合同的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对方，达成书面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方能生效。
第二十五条 因承包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免除责任者外，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九章 承包合同纠纷的调解和仲裁
第二十六条 承包合同双方发生纠纷，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县（市、区）、乡（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或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七条 经调解达成协议，当事人双方应当履行。由合同管理机关仲裁的，该机关制定仲裁决定书。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次日起二十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即发生效力。

第十章 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关
第二十八条 县（市、区）农业、林业、渔业主管部门及其在乡（镇）一级的派出机构或委托机构，为农业承包合同的管理机关。
第二十九条 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关的职责：
（一）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帮助和指导农业承包合同的签订；
（二）负责合同的鉴证；
（三）检查、监督合同的履行；
（四）调解、仲裁合同纠纷；
（五）帮助发包方制定健全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管理制度；
（六）指导农业承包合同与国家农副产品定购任务相衔接，为国家和农民沟通信息。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直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可参照本规定制订实施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1988年2月6日
从“公司管控”之观点论如何加强董事权责

杨凡 湖北省五峰县人民法院 443400


内容摘要：公司必须依法设置机关以遂行公司各项经营活动。董事作为公司运转核心，对于
资格、权利义务、行为责任、董事会之组成运作、决议等为公司法说讨论之热
点，本文希望透过对公司法制董事及董事会之制度作全面的讨论，并就现行法
之缺失及比较法上之优劣作检讨，希望能导正目前董事违法，滥权之缺失以改
善我们的“公司管控”之法制。

关键词：公司管控

一.前言
公司必须依法设置机关以遂行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公司机关之运作，原本系私法自治原则，由公司章程决定其产生方式 职权,改选及行为责任诸事宜。然而，由于公司在经济意义上与社会整体利益有关，法律必须提供适当规范而非听任其自由形成，以免有心人假私法自治之名而利用公司此法人组织牟取私利，此点对大众化，公开性之股份有限公司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公司法究竟应如何规范企业运作，方为适切，就涉及近年来各界热烈讨论的“公司管控”①这个议题。
所谓“公司管控”应包括“管理”与“监控”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指公司通过自治方式来“统管”或“经理”业务，例如设置股东会作为最高意思机构；第二个面向为采取适当监控机制来“监督”或“控制”公司事务，例如设置董事会来监督公司业务经营，并课以各种义务或责任以防止违法滥权。因此，如何设定各种“公司管控的相关制度与机制，以发挥公司组织“兴利”，与“防弊”的双重功能，可谓公司法的核心问题。
就董事是否称职而发挥其业务机关之角色而言，英美法上将之归类于“注意义务”，与我国公司法中将董事与公司间法律关系定性为委任关系，而要求董事之业务执行须尽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 相比较，实际规范有许多不同。民法委任关系基本上针对委任人对受任人为特定事务处理之授权而为设计，就特定事务之处理，受任人是依委任人之指示，被动性的行为；然而董事是公司之法定，经常业务执行机关，且以公司事务之专门性及股东与公司间关系而言，股东不可能对公司业务之执行详为指示，而董事亦须主动地配合各种商业状况，公司情形为经营策略之调整，故就董事注意义务不应仅就善良管理人角度出发，而应赋予董事经营行为更大空间，就此点英美法上有所谓“商业判断原则”可供参考。
我国公司法对于董事之义务与责任，仍然以民法委任契约作为董事与公司间权利义务关系之基本架构。此因公司法基本上参考日本商法，公司法编之规定，而日本法中关于董事对公司之义务与责任，亦是以委任关系为基础。在委任关系下，受任人对委任人负的是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计算义务。但董事是公司管理的控制者，董事会作成之决议即为公司平时业务执行行为之依据，故董事之权利早已超越依委任人指示处理委任事务之受任人，而为公司运作之中枢神经。此外，民法之委任关系以二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为基础来设计，受任人对委任人委任之动机未必明了，与委任人之利害关系多不密切；而在公司与董事关系上，董事一方面身为公司业务执行之要角，一方面洞悉公司各项业务机密，此种内部人之特性极易使董事有各种机会牟取私利，这种特性亦是委任关系所无法涵盖的。公司法因有其他防杜董事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部分，如竞业禁止，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为买卖等法律行为，但亦仅属凤毛麟角。以单纯委任民事关系规范是忽略了公司法之商业性质，以及董事属于公司内部人之特性，自然使得董事违法脱序行为仍层出不穷。
理想的董事是才德兼备而能为公司谋求最大利益之管理者，简言之，董事必须有能力加上操守。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或许可认为是对董事能力之上要求，前面已提及尚有不足，而操守上我国公司法几乎处于法规真空状态。能力是董事特质之客观条件，在操守上，则涉及董事是否忠于职务，属董事特质之主观条件。对董事操守监控与其能力之条件应等量齐观，因为某一董事能力不足，可以有其他董事补足，纵使董事全属“无能之辈”，尚有公司经理人，公司顾问可以辅佐。但若董事之操守有问题，即必须有赖强力之监控机制方能防止，否则依董事权限之大及对公司内情之了解，董事以职权谋取私利不但难以预测，损害之范围是十分巨大。就如何规范董事操守问题，英美法将之称为“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并立而为董事主要之二大行为规范。
二.董事产生之资格
（一）董事产生之方式
〈1〉董事是否需由股东担任
旧“公司法”第192条第1项：“公司董事会设置董事少于三人，股东会就有行为能力之股东中选任之…”此规定限制董事之产生来源须为股东，原意在希望借由具备股东身份之董事可与公司利害关系之一致，从而能充分为谋求公司利益而努力。旧法第197条，关于董事转让其操股超过二分之一当然解任之规定，亦同其意旨。然而就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分离之原则而言，公司就获利率与公司董事是否由股东充任并无直接关联。强求董事须由股东中产生，反而断绝了自股东以外之人寻求更具能力经营人才之途。从立法例来看，甚至可考虑引进国外行之有年的“外部董事”制度，以加强董事之专业性及独立性。
从另一角度来看，许多公司之经营大部分掌握在经理人手中，经理人未设同等限制而亦可对公司业务尽责，可见董事须为股东规定之谬误。现行法往往导致被选为董事者形式上只需购买极少量之股份即可符合此规定，而第197条反而增加原持有大量股份之董事候选人财务处理上之麻烦，更甚者在知其可能担任董事前预先出脱持股，反而失去此等规定之原意而制造更多问题。
本次公司法修正，董事不以有股东身份为必要，以符合国际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分离之趋势。
〈2〉累积投票制与董事解任
公司法关于董事之产生，原则上系采取累积投票制，股东会选任董事时，一股份有应选出董事人数相同之选举权，得集中选举一人，或分配选举数人，由所得选票代表选举权较多者，当选为董事，其立法原意在保护少数股东亦得选出代表其利益之董事。②但在董事决议解任方面，旧法则采取股东会普通决议之方式多数派股东仍可借此解任少数派股东所选之董事，无法贯彻累积投票制之意旨。本次公司法修正，将董事决议解任事项改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以解决上述问题。
三.董事会功能之发挥
(一)董事会之角色及功能
现行公司实务上，董事会成员往往并未透过公司法会议体之设计达到集思广益，共同为业务决定之目的，董事会由多数派之掌权者控制，多半会而不议，只是形式上通过决议而已。
（二）董事出席义务之问题
与上一问题有关者，现行公司法允许董事委托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会，更使得董事会会议召开形骸化之状况愈演愈烈。董事居外者更得以书面委托其他股东，经常代理出席董事会。按照董事亲临董事会开会，是董事根本也最重要之义务，若此点都无法做到，何谈董事能在其他方面参与公司经营之规定。故可考虑禁止董事得委由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会，方能使董事亲自执行职务之目的达成。即退一步而言，对于不出席董事的行为责任，至少应在其明知或可得而知董事会决议违反法令，章程或股东会决议时，课其报告监察人之义务，否则应令其与参与决议之董事负连带责任③。
四.强化董事责任
(一)董事义务之两个面向
董事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及“忠实义务”两个面向，前面已有所提及。我国公司法关
于董事义务之规定大致如下：
1委任关系上之义务
“公司法”第192条第4项规定：“公司与董事间之关系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依民法关于委任之规定。”公司董事之任职多为有偿，而民法理论上有偿受任人之注意义务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亦即受任人须负抽象轻过失之责任④。由委任关系所衍生出来的义务包括事务处理义务，报告义务，计算义务等等。
2董事会执行业务之依据
“公司法”第193条规定：“董事会执行业务，应依据法令章程及股东会之决议。董事会决议，违反前项规定致公司受损害时，参与决议之董事，对于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表示异议之董事有记录或书面声明可证者，免其责任。”此规定赋予章程及股东会决议对董事行为之拘束性，故，就团体法自治原则而言，公司可以用章程设计符合公司规模，经营状况及组织特性的董事监控机制，股东会也可以用决议方式限制董事之职权。而股东会决议即相当于委任人之指示，股东会可依此要求董事会为某特定营业行为。
此外，股东会对于能力操守有问题之董事，可以决议将之解任，亦是股东会得以监控董事之一项利器。
然而在实务上，公司管理往往充满人治色彩，在公司发起人多半为将来之董事情形下，在公司制定章程时要未来的董事候选人自废武功去订定防止董事牟利的条款实属难为。至于股东会决议解任董事。如果遇上公司由大股东所把持，少数股东亦无法借此解任操守不佳的董事。
以下，另就“忠实义务”（尤其是董事自我交易行为）的部分加以探讨。
（二）忠实义务与自我交易行为
所谓忠实义务，英美法称为duty of loyalty ，其讨论之核心在董事自我交易行为规范上。董事利用职权舞弊之方式，最直接也最常见的就是利用其为业务执行机关之变更，从事与公司间不合常规之交易行为，或利用董事之身份窃取公司资源或要求不当报酬，牟取不法利益并使公司蒙受损失。其他如董事竞业禁止义务，规定于我国“公司法”第209条第1项“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为属于公司营业范围内之行为，应对股东会说明其行为之重要内容，并取得其许可。”亦属董事忠实义务之范畴⑤。
我国公司法对于董事与公司间交易行为之规律，是以监察人代表及董事行使表决权之限制为基础，其规范大致如下：
1监察人代表公司与董事交易
“公司法”第223条：“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为买卖，借贷或其他法律行为时，由监察人为公司之代表。”就本条规定而言，任何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有交涉时，即应由监察人为公司代表。至于该董事有无代表公司之权限，则不作任何考虑。本条之设，并不单纯在禁止董事之双方代表或代理。⑥立法原意是在防患董事长碍于同事之情谊，有牺牲公司利益之处。
依本条规定，受规律之交易，为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所为之买卖，借贷或其他法律行为。其中公司资金借贷之部分尚受到“公司法”第15条限制，自不待言。再者，公司与董事间之诉讼，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由监察人代表公司，故本条,尚不包括董事与公司间之诉讼行为。
此外，之所谓“为他人”，是指董事为他人之“代表”或“代理人”而与公司为法律行为之情形而言。因之，在有共通董事之公司之交易，而该交易非由该共通董事代表时，即非本条规律之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