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被告人供述和受害人陈述可否定罪？

朱龙岗


　　犯罪嫌疑人X伙同他人Y抢劫一过路行人Z，并持木棍将其额部打出血，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后X于逃跑途中被民警挡获,Y逃逸。检察院起诉证据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受害人陈述、受害人辨认嫌疑人笔录，嫌疑人辨认受害人笔录、受害人的法医活体鉴定结论、木棍一把（被告人指纹和受害人血迹可以鉴定）。问法院可否定X有罪？

　　有些同志可能认为《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也即仅有口供不得定罪。在本案中，不仅有被告人的供述，还有受害人的陈述，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佐为旁证（如目击证人证言），只要受害人的陈述与被告人的供述相一致、吻合，凶器上有被告人的指纹和受害人的血迹，犯罪发生时的时间和现场周围客观环境以及后来医院接诊的时间等情况能够构成完整的证据锁链，那么就足以认定犯罪是被告人实施的，毕竟这并不与刑诉法的规定相冲突。

　　但问题是，如果被告人翻供，称其供述是在侦查机关刑讯逼供下被迫做出的，那么原先所形成的证据锁链还能否判定被告人有罪？这种情况下，还有些同志认为法官可以通过自由心证的方法来认定犯罪事实，如果以上各种证据查证确实，犯罪嫌疑人还有前科，法官可以运用以前判决同类案件的经验和一般常识（如假如被告人没有犯罪，为什么看到侦查人员就神色慌张、语无轮次等），确定被告人犯罪的可能性远大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性，从而综合认定判定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

　　英美法中的定罪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我国除了刑诉法第六条规定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及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证据采纳标准外，并没有明确的定罪标准。那么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在刚才提到的被告人翻供的情形下，法官是否可以定罪只牵涉到两点问题：第一，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如何。第二，本案中的受害人陈述及其他物证等间接证据构成的证据体系是否能够完整的反映犯罪事实。

　　在第一个问题中，因为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如果被害人陈述查证属实的， 那么不仅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且因其是直接证据能够全面直接反映犯罪事实，其效力要远远大于其他间接证据。除非存在相反结论，法院一般作为当然事实认定。假定一种极端情况：所有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法院可否直接判定被告人有罪？按照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文字含义及内在逻辑，因为这种情况下并不只有被告人供述，还有受害人陈述，况且又获取不到证据，应当以此判决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但这其中是又问题的，被告人供述可能是因为受刑讯逼供，可能是因为心甘情愿而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还可能因为受到威胁、引诱、欺骗。受害人陈述中可能犯罪事实根本不存在，或犯罪事实存在但起诉错了对象。即便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其确实受到刑讯逼供，法官也可能让被告人举出受逼供的事实和证据，这种不合理的举证责任分担可能使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也不敢说出口（现在侦查人员的"技巧"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如果被告人举证不能就面临“认罪态度不好”的危险，不仅不会从轻或减轻，还可能构成加重情节。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本意是好的，但可惜没有规定除此之外的情况，因为反过来读第四十六条，如果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查证属实的，就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刑诉法没有规定只有被告人陈述和受害人陈述的情形，故审判人员也只能作这样的推论），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不完全归纳的存在，致使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花样与日翻新，口供依然是所谓的”证据之王“，法律没有对侦查和审判起到应有的指导和预见作用，法律与审判现实的剧烈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个问题也是定罪的标准问题。按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凶器上有被告人的指纹和受害人的血迹能直接证明被告人就是犯罪行为实施者吗？不能，指纹的存在只能说明被告人接触过那个木棍，但被告人也可能是事先或事后才接触那支木棍的，如不能鉴定被告人接触木棍的时间，也就无法确定被告人在案发时是否就在现场，而时间的鉴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血迹也只能证明或者有人用这只木棍打击过受害者，但行凶者是谁，不能确定，也可能是别人戴着手套实施的；或者受害人的血迹洒在木棍上，但凶器是否就是这支木棍，也无法确定。总之，凶器上有被告人的指纹和受害人的血迹并不能证明被告人在现场实施了犯罪行为。同样，医院证明和法医鉴定只能证明受害人案发时受过伤以及受伤程度，但只属于间接证据，还需其他证据证明伤是有被告人实施的。受害人辨认嫌疑人笔录似乎可以构成直接证据，但它的效力与受害人陈述一样，需要查证属实，但案发现场的基础事实（凶器鉴定）却并不与之一致，故本案被告人无罪。按照中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标准，本案事实存在问题（分析同上）不应当承担责任，但依照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告人又可以承担责任，一个案件按照一部法律可以得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合法判决，岂不是咄咄怪事!有人此时可能会忽然想到，法官不是可以自由心证吗？相同案件得到不同判决并不足以为奇。令人遗憾的却是，在法官进行所谓自由心证的时候，聂树斌案发生了，杜培武案发生了，佘祥林案也发生了。记得弗兰西斯·培根说这么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我也想顺着说一句：一部不公正的法律，其恶果不只弄脏了水流，把水源也给破坏了。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本国法律最基本的信仰都失去了，才是这个国度最可怕的悲哀。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总政治部保卫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保证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的质量，依法打击犯罪，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必要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对下列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有逮捕必要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主要包括: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需要确认的，有无逮捕必要难以把握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前后矛盾或者违背常理的，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的;

(二)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主要包括:涉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故意杀人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以及其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在罪与非罪认定上存在重大争议的;

(三)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

(四)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

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予讯问的，应当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由犯罪嫌疑人填写后及时收回审查并附卷。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一般应当讯问。

第三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且其中至少一人具有检察官职务。

第四条　检察人员讯问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出具提讯凭证(注明审查逮捕起止日期)、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书或者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

讯问未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的意见。

第五条　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前，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全面审阅案卷材料，熟悉案情及证据情况;

(二)掌握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政策和专业知识;

(三)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和案件整体情况做好应对预案和相关准备，必要时应当听取案件侦查人员的意见;

(四)制作讯问提纲。

第六条　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方法与策略，防止因讯问不当造成犯罪嫌疑人不正常地推翻有罪供述，影响侦查活动顺利进行。

严禁逼供、诱供。

第七条　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依法告知其诉讼权利和义务，认真听取其供述和辩解，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特别是阅卷中发现的疑点，确定需要核实的问题。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应当重点核实: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如:是否系未成年人，是否患有不宜羁押的严重疾病，是否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等;

(二)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和原因;

(三)犯罪嫌疑人供述存在的疑点;

(四)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的疑点及矛盾;

(五)侦查活动是否存在违法情形。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索的，应当予以记录，并依照有关规定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八条　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制作讯问笔录，并交犯罪嫌疑人核对或者向其宣读，经核对无误后逐页签名(盖章)、捺印并存卷。犯罪嫌疑人要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当准许，但不得以自行书写的供述代替讯问笔录。

第九条　检察人员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其监护人到场，并告知监护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无法通知监护人或者经通知未到场，或者监护人具有有碍侦查的情形而不通知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十条　犯罪嫌疑人系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外国籍人等，人民检察院应当为其聘请通晓聋、哑手势或者当地通用语言文字，且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人员进行翻译。翻译人员应当在讯问笔录上签字。

第十一条　检察人员当面讯问犯罪嫌疑人有困难的，可以通过检察专网进行视频讯问。视频讯问时，应当确保网络安全、保密。负责讯问的检察人员应当做好讯问笔录，协助讯问的其他检察人员应当配合做好提押、讯问笔录核对、签名等工作。

第十二条　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发现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提出纠正意见。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情形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的，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可以当面听取受委托律师的意见。对律师提出的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应当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

第十四条　检察人员违反本规定的，应当根据其过错事实、情节及后果，依照有关法律和《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规定，追究其纪律责任或者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