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的创新

—— 关于突破我国法律监督困境的制度构想

李飞

e-mail: leephee@126.com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监督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组织、人民群众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i]广义的法律监督根据监督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国家监督（又称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两大类。国家监督包括权力监督（或称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和司法监督四个方面[ii]，其中行政监督主要指行政机关的内部监察，司法监督主要指司法审查。因此，我国的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法律监督权[iii]，在这种法律监督权分配格局下的法律监督机制的效果如何？毋庸讳言，不尽如人意。

法律监督乏力、法律监督缺位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伤痛。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相关国家机关在其改革中，就涉及法律监督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改进，比如：

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加强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200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初步审议；2006年3月9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监督法已列入2006年计划安排审议的立法项目。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制定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39项改革任务，并于2005年10月26日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涉及8个方面的50项法院改革措施，两个纲要都包括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完善对审判权、执行权、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等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0日通过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并于2005年9月20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确定了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深化检察改革的主要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各自为阵，着眼于本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和职责的改进，虽然这无可厚非，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浅层的、非系统的作法，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站在整体的、全局的高度，从国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层面上审视，找出制度根源上的弊病并加以解决，从面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富有实效的法律监督机制，这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制的整体架构内，各相关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的改进才有一个统一基础、指针和方向，否则，如果国家法律监督机制在整体上的缺陷没有解决，那么各相关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改革很难深入下去，国家法律监督的困境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多停留在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层面上，或者仅就法律监督机制的某一具体缺陷提出修补、完善的意见，虽然人们也认识到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存在着政治体制上的原因，但不少人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解决，而忽略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所具有的优越性，其实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本身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且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基于此，本文试从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上入手，对我国法律监督机制提出一点制度上创新的构想。

二、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

本文所称的“法律监督机制”，是指以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监督主体所形成的法律监督有机整体和运行体制。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机制从总体上看，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虚化

人大的监督权一般分为法律监督权和工作监督权。人大以其主体的最高性与权威性而居于法律监督机制的核心，是其他国家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来源，人大法律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是协调、监控其他国家机关正常、有效进行法律监督工作的基础和保障，直接关系个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运行。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导致了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乏力。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表现在以下几点：

1、在立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2）虽然《立法法》规定了对违反宪法、抵触上位法及不适当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审查程序，但没有细化、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使得监督流于形式；（3）行政机关的立法监督权（《立法法》规定上级政府有权改变或撤销下一级政府的不适当规章）与人大的立法监督权之间的协调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往往损及人大的知情权力，从而无从监督。

2、在执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人大法律监督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一方面存在职能重叠，另一方面两者关系没有法定化、制度化，没有协调和沟通的渠道；（2）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抽象行政行为可分为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和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措施、行政决定和行政命令等），人大对于前者可给予立法监督，但对于后者从实体到程序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也排除了司法机关的监督，从而导致行政机关利用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来躲避监督、违法行政的现象日益严重；（3）政务公开制度不完善，行政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影响人大的知情权力和执法监督的开展。

3、在司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制度的安排；（2）人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限、职能划分不清；（3）对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并在制度上、法律上予以确定。

（二）法律监督机制缺乏整体协调

我国现有的法律监督机制在表面上虽然在上下、左右、内外都作了安排，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职权明晰、协调配合、高效有力的整体机制，主要体现在：

浅 析 提 存 公 证

通州市公证处 姜莉


提存公证是公证处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利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担保物（含担保物的替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就时交付债权人的活动。为履行清偿义务或担保义务而向公证处申请提存的人为提存人。提存之债的债权人为提存受领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分别规定了提存的两种功能。
《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债务人有法定情形的出现，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合同法》第九十一条又明确规定：“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这一功能即我们通常说的以债的清偿为目的的提存。
《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均规定了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
《合同法》和《担保法》的这些规定，从法律制度的设计上，为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构建和谐稳定的经济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合同法》规定的“提存部门”在哪里？《担保法》规定的向“第三人提存”的“第三人”是谁？上述两法都没有规定。
《合同法》颁布七年后、《担保法》颁布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提存”。应该说，到此，对提存这一法律制度的设计，从实体法到程序方才制定完成。尽管在此之前，司法部也曾规定公证处可以办理提存公证，那只是部门规章的规定，《公证法》从法律的角度规定公证机构可以办理提存事务，其法律效力则提高了。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制度是根本保证。提存公证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下这个证例，足可说明这一问题。
二００六年七月，房地产公司甲欲将名下的300亩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公司乙和房地产公司丙，转让价为二亿一千万元人民币（含项目转让费）。在乙、丙按约定支付转让费伍仟六佰万元后，尚余下一亿四仟七佰万元人民币。甲、乙、丙三方为确保各方利益的顺利实现，决定将乙、丙应付与甲方的一亿四仟七佰万元人民币向公证处提存。公证处受理了该公证事务。在甲完成了将上述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过户到乙、丙名下的工作后，经甲、乙、丙和公证处核实无误，乙、丙领取到全部房地产权证当日，公证处根据甲、乙、丙三方的《提存款同意支付书》，将一亿多的提存款安全无误地划给了甲方。此提存公证，从当事人申请到将提存款平安划出，历时两个月。为保证这一个多亿提存款的安全，甲、乙、丙三方凡涉及与提存款有关的事务，均要求在公证处监督下进行。此项提存公证的办结，使三方的各项利益均得到保护并顺利及时地实现，在仅两个月的时间里，涉及300余亩土地，一个多亿的资金，安全交易完毕，提存公证功不可没。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真正得到体现。
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经济活动中，是一个坚持公平、诚信、有序的法律武器，值得政府各部门、法律界、企业界及广大公民的高度重视。
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是诚信的试金石。在一些经济交往中，当出资金方（一般是购货方）提出将资金提存，待供货方将货送出，购货方收妥后，公证处即将提存款划与供货方。此类交易中，如果一方不愿意办理提存公证，就可能危及诚信交易，其中就可能有诈。
笔者接触过一个案例：一外地客商欲在通州购买价值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菜油，这一客商出于基本警惕，向供货方（实际系中介）提出，将购销合同予以公证，以求借公证处之力审查对方资信。申请公证时，公证员了解情况后提醒客商，最好将货款办理提存公证，待供货方将货发出后，按约定由公证处将提存款划出。当时双方均不愿意。一周后，客商痛哭流涕地找到公证处，称款被骗了，还找不到供货方经办人。到经办人公司，公司说他们也在找他，收购货款系他个人私下行为，公司不负责任。陪同客商到公证处的供货方老总，狠狠批评了他的手下：为什么不按公证处的提醒办理提存公证？
此类事例颇多，提存公证介入经济交往，保证物流交易安全，已是十分必要。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就有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提存公证制度的设立，对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的办理，往往是两方以上的当事人共同申请，公证员应注意的核心工作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提存款支付办法。在什么情况下公证处将提存款划与一方，在什么情况下公证处又将提存款划回另一方？双方产生了纠纷怎么办，这一切都应在提存公证申请时设计完成。
以债的清偿为目的的提存，公证处在办理该公证事务时的难度比办理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要大一些。
《合同法》第一零一条规定：“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司法部《提存公证规则》也规定，公证处可办理的提存事务之一系“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迟受领债之标的的”。这里，“无正当理由”就成了公证处在受理此公证事务时必须认真甄别的难题。什么是无正当理由，哪些理由“无正当”，那些理由又“正当”。
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一教师从某中等专业学校调到了某高等院校，此教师在中等专业学校时参加了该校集资建房，集资建房时与校方的合同中约定，自行离开学校者退出集资房。此教师自行联系调到了某高等院校后，中等专业学校校方要求其退出集资房。因教师系自行联系离开该校，一些离校手续未办理。后经教师与校方协商，达成了协议，校方承诺为教师办理调离手续，并退还教师集资款及房屋的装修费，教师退出集资房并办理过户手续。协议达成后，又因双方的一些分歧，实际履约时间向后推迟。此时，教师以校方违反协议为由，拒绝收取房款并拒绝退出该集资房。校方即将教师告上法庭，经一、二审，法院以《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为：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故法院认定教师有抗辩权，同时也认定双方退房协议有效。学校拿到判决书后莫名其妙，不知所措，经请教该案审判法官解读，法官告知，将房款交公证处提存，以解此结。学校遂将房款向公证提出提存公证申请。公证处经审查受理了该申请。在向该教师发出“领取提存款通知书”后，该教师手持《合同法》到公证处称：根据合同法规定，是我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对方才可提存，请问公证处，“我无正当理由的依据是什么？”
显而易见，公证处在办理以债的清偿为目的的公证事务时，务必注意收集相关证据，以确认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标的物，方可受理该公证事务。
司法部92版《公证书格式（试行）》第二十一式《领取提存物通知书格式》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XXX（提存标的）将上交国库”。将提存物上交国库的时间，司法部1995年的《提存公证规则》规定“从提存之日起，超过二十年无人领取的提存标的物，视为无主财产，公证处应在扣除提存费用后将其余额上缴国库。”然而，2002年8月1日起施行的《公证程序规则》却又是这样规定的：“从提存之日起，超过五年无人领取的提存标的物，视为无主财产，上交国库。”显然，这两规则打了架。如果以颁布时间靠后看，具体实践中应选用《公证程序规则》有关“五年”的规定，但以“专门法”优于“普通法”看，又应适用“二十年”的规定。但是，新《公证程序规则》对提存标的物多少年后视为无主财产，上交国库却没有规定，这就给公证员留下了思考空间——“二十年”也好，“五年”也罢，这些规定还适用否？笔者也初步查了一下，法律、法规尚无提存物上交国库的时间规定，当《公证法》已明确规定提存系公证事务的内容后，这类配套规定盼能及时出台。
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两次提到公证，足见党中央对公证的重视，也体现公证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提存公证就相当完美地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广大公证人员及其法律工作者都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勤勉尽职地宣传公证，熟练地运用公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其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