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持有行为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危害达到一定程度时,持有行为即进入刑法评价的视野。程序法没有相应严格的立法规定,因此,对于持有型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证明以及证明责任的承担,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明标准而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规则的完善,对持有型犯罪定罪机制有着深刻的影响。

　　持有型犯罪的司法困惑

　　(一)行为人主观罪过证明的困难。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判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难度,但相对于作为犯罪或不作为犯罪的主观罪过证明,根据持有型犯罪行为人的持有行为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难度更大。就非法持有毒品犯罪而言,由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刑一般轻于其他毒品犯罪的法定刑,行为人一旦因其他毒品犯罪被抓获,往往极力否认自己真实的犯罪意图,而仅承认有持有毒品的故意,有时甚至连持有的故意也予以否认。因此,除非行为人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否则要证明持有人的主观故意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当行为人确实不知道是毒品而持有时,刑法又如何使无辜者免遭牢狱之灾呢?立法者设立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初衷,是为了严密法网,打击毒品犯罪。但由于对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推定没有相应的标准和程序保障,很难达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

　　(二)证明责任分配的争议。“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这一法谚生动说明了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性。随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及其他持有型犯罪的出现及其在诉讼程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持有型犯罪证明责任的分配出现颇多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司法机关和被告人共同承担证明责任。也有学者提出被告人不应承担证明责任,而完全由司法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对于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的分配,究竟应遵循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还是应作为一种特例来处理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这不仅涉及到该类罪的构成要件的特殊性,还需要刑事程序法给予法律的保障。

　　证据规则改革将严格持有型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推定程序

　　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改革,对持有型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认定有积极指导意义。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从程序上保证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如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从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证公正取得构成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故意的证据。其次,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解释,将排除合理怀疑规定纳入刑事诉讼法,从程序上严格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明行为人主观罪过推定的证据适用,从而严格对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推定程序。

　　因此,在适用推定认定行为人的故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只有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时,才能考虑适用推定。第二,适用推定时应同时具备下列两个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的是法律规定的特定物品;二是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异常表现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三,准许行为人提出反证。由于推定的故意不是确凿证据证明的结果,是在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二者之间常态联系的基础之上,运用情理判断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盖然性。其准确度较低,有可能出现例外情况。因此,依照上述规定认定的明知,应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加以推翻。当事人提出反证时,不需要举证证明自己没有持有的故意,只要对控诉方的推定提出合理怀疑,即可排除其持有故意的成立。

　　证据规则改革对持有型犯罪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的分配由此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但是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而言,似乎该条规定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这两罪均规定行为人有说明来源义务,从而证明自己不构成此类犯罪。如果遵循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原则,那么,很显然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持有犯罪的实体规范要求不相符。所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仍无法从程序上对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予以明确指导。在此情况下,对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仍须从刑法原理和诉讼法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设计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实质预备犯规定的持有特定犯罪工具或凶器的独立犯罪构成,如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还有一种是持有特定物品的行为可能具有直接危害重大法益的危险,或者可能掩饰、隐藏重大犯罪行为,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的特定刑事义务,如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这两种情况下,此类犯罪的立法设计所发挥的刑事政策功能是:国家出于对侵害特定法益会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考虑,不仅把侵害特定法益所造成的现实结果予以犯罪化,同时把侵害特定法益的可能结果也予以犯罪化。很显然,这与传统的刑法理论“无实害结果不处罚”是相矛盾的。但是,如前阐述,此类犯罪的设计具有其特殊意义,同时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渡至风险社会的必然选择。对于此类犯罪,如果仍按照原有普通犯罪的证明责任分配,恐怕有悖设立此类犯罪的立法初衷。笔者认为,应当由行为人承担一定的客观证明责任,当然这种责任不同于举证责任的倒置。

　　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言,刑法规定行为人有说明来源义务,行为人的证明责任是关键,但只能说是小部分,而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说所认为的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就整个罪的证明责任而言,是由控诉方与行为人共同承担的。控诉方相比行为人承担了更重的证明责任。控诉方须证明以下构成要件要素:(1)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2)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3)行为人不能说明差额巨大的财产来源;(4)行为人对巨额财产的持有与对巨额财产的非法性具备明知。行为人的证明责任体现在:对财产来源的说明,或者是提出证据证明其财产合法。行为人对财产来源的说明,只是整个调查、证明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是证明内容的全部。

　　持有型犯罪作为一类具有最后手段性的特殊犯罪,在定罪上有着较低的证明标准。然而如何做到既严密刑事法网,又不会使无辜公民遭受牢狱之灾,这需要刑事诉讼法从证明程序上提供有力保障,而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完善无疑对持有型犯罪的定罪机制有着深刻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卫星城市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第179号



　　《宁波市卫星城市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8月23日市人民政府第8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10月10日起施行。

　　市长

　　二○一○年九月二日




宁波市卫星城市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深化卫星城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规范委托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县（市）区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委托卫星城市人民政府实施行政许可和市、县（市）区行政机关委托卫星城市人民政府所属的有关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适用本办法。

　　市、县（市）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简称委托机关；卫星城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有关组织以下简称受委托机关。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对委托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委托机关和受委托机关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条件。

　　第四条 委托实施行政执法应当遵循“充分放权、依法下放、权责统一”的原则。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委托实施的行政执法权，委托机关都应当依法下放。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发展卫星城市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市卫星城市工作机构）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县（市）区人民政府发展卫星城市工作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第六条 委托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委托机关应当认真梳理本部门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确定委托的具体事项、权限、责任、期限、法定依据等材料，报市卫星城市工作机构备案;

　　（二）委托机关和受委托机关应当签订委托协议;

　　（三）卫星城市工作机构应当将委托机关和受委托机关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以及委托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范围、权限、责任、期限和法定依据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或者报刊等载体进行公告。

　　第七条　委托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委托机关和受委托机关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二）委托行政执法的具体事项、权限、期限、法定依据;

　　（三）委托机关和受委托机关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

　　（四）委托机关和受委托机关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协议示范文本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制定。

　　第八条因法律、法规、规章或工作情况等发生重大变更，需要对委托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具体事项、权限、责任、期限、法定依据等内容进行调整的，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办理。

　　第九条　受委托机关应当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第十条 市、县（市）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卫星城市设置的派出机构，原则上行使市、县（市）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行政执法权。

　　第十一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行使。

　　第十二条 委托机关委托实施的行政执法权限纳入受委托机关综合性办事机构职能。

　　市、县（市）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设置的派出机构，按照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可以和卫星城市人民政府综合性办事机构合署办公。

　　第十三条　对情节复杂或者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由受委托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四条受委托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依法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救济途径。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经培训、考试考核合格，取得《浙江省行政执法证》,方可上岗执法。

　　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和加盖公章的行政执法证件的使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章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委托机关应当对受委托机关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加强指导、监督，及时提供受委托机关履行职能所必需的公文、印章和检验、检测等技术服务。

　　第十七条 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实现的公共服务事务，受委托机关原则上应当实行服务外包。

　　第十八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对委托机关委托实施行政执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卫星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有专职的法制工作人员具体负责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政府法制工作。

　　第二十条受委托机关和派出机构应当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界定行政执法职责，保证行政执法活动有序高效。

　　年度行政执法责任制目标管理考核应当将受委托机关和派出机构纳入考核对象。

　　第二十一条委托机关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委托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或者受委托机关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委托事项、权限、期限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 由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卫星城市,是指按市有关规定经批准认定的符合条件的镇。

　　本办法所称委托实施行政许可,是指具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将行政许可权按照规定程序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实施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委托实施行政处罚，是指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将行政处罚权按照规定程序委托给有关组织实施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委托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委托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审核。符合委托条件的,补办相关手续；不符合委托实施条件的，不得再委托实施。

　　第二十四条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以外的其他行政执法权，可以根据相关法律和本办法的规定委托实施。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0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