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法院与当事人的相互关系

钟 黎 明


当前，随着以法治国的不断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民事审判制度也正处于从传统的职权主义向更具有对抗性质的当事人主义过渡。如何认识民事诉讼中法院与当事人的相互关系，关系到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和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审判权的正确配置与行使。为此，本文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
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难免要发生纠纷。人们之间的这些涉及权利义务的民事纠纷，有很多是需要通过法院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的。其基本的运作方式为，一方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对方当事人进行防御，由独立于双方的裁判机关——法院予以审理，并做出裁判。由此便产生了法院行使审判权与诉讼当事人行使诉权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解决纠纷的诉讼体制的不同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所处的地位和关系也相应有所不同。当今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民事诉体制不外乎以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为代表的民事诉讼体制。英美法系诉讼体制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法院处于相对消极被动的地位，诉讼程序由双方当事人推动，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程序公正、对抗性强，但程序繁琐，效率较低的特点。大陆法系诉讼体制实行的是职权主义，在这个诉讼模式中，法院处于主导地位，积极主动地控制诉讼进程，当事人处于被支配地位。具有司法效率高，但程序的公正性、对抗性不够的特点。现在国际上，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诉讼模式相互吸收借鉴，已成为当代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自司法改革的趋势。我国也不应例外，在民事诉讼模式中不断吸收两大法系优点与长处，逐步从现行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转换到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上来。因此，正确认识并准确定位法院与当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建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核心内容，以及诉权与审判权的正确配置。笔者认为，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院与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当事人不应居于从属地位，这是市场经济和法制民主化所要求的平等观念和精神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必然反映。平等不是等同。主体地位平等，并不否定在诉讼的某一阶段，某一层面上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当事人在行使辩论权、处分权时，实际决定着推进诉讼进程的作用，在这个方面当事人居主导地位。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证他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到诉讼中来，成为自己实体利益乃至自己命运的决定者和控制者。同时，法院在诉讼中享有诉讼指挥权，裁判权，在审理裁判案件方面居主导地位，当事人也要服从法院的裁判，尊重法院的司法权威。诉讼中的主导地位实质上就是诉权与审判权的分工不同而已，是由诉权与审判权的配置和诉讼的某一层面或某一阶段所决定的。从法院与当事人权属配置来看，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相互关系，实质上也是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两种权属的配置，是由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中立原则来体现的。这两种不同权属的配置和行使，决定了法院与当事人关系是一种互相沟通，彼此交流信息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当事人按照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向法院提出主张和证据，法院围绕当事人的主张，按照中立原则，行使释明权、裁判权，使诉讼法律关系不因当事人的对抗而混乱，也不因法院行使职权而遭破坏，保证诉讼在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和当事人与法院的平等“交流”信息渠道的畅通，形成法院与当事人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诉讼法律关系。
二、规范法院与当事人关系的原则
法院与当事人地位平等关系是确立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中立原则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中立原则是民诉法权利配置的体现，因而又是调整法院与当事人相互关系的制度保障和规范。
1、辩论原则是民事诉讼中规范法院与当事人关系最基本的原则。
所谓辩论原则（又称辩论主义），一般是指只有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经辩论才能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制度。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辩论原则的内容包括：当事人享有在诉讼中进行辩论的权利；当事人可以对争议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以及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辩论；当事人可以通过言辞或书面形式进行辩论；当事人的辩论权贯穿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这种权利配置的不足之处，就是对法院的审判权缺少约束力。法院可以在当事人的辩论内容外自行收集证据对事实采取职权探知方式，至使当事人辩论流于形式，成为一种摆设。笔者认为应当改变这种状况，在辩论原则中增加对法院审判权的约束性内容：（1）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没有在当事人辩论中出现的事实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和依据。也就是说，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2）当事人之间没争议的事实及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法院不得对此作出相反的认定。而应以当事人意思主张，既无争议的事实或自认事实作为案件裁判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法院直接受到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约束；（3）法院对证据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来的事实。换句话说，法院认定事实所需要证据也只能由当事人提出，法院不能依照职权收集、调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约束性的内容。
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辩论原则也可称约束性辩论原则，其功能是：第一，明晰了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职责权限。既由当事人主张事实，并提供证据加以说明；法院则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证据进行核实和加以认定。第二，可以避免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或调查取证方面，对当事人造成“审判突袭”，压缩了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恣意行为。第三，当事人获得了充分、平等参与诉讼的机会和自由支配诉讼主张和实体权利，促成了法院中立地位的形成。因此，辩论原则成为规范法院与当事人关系的基本原则，为当事人提供了可靠的程序保障。
2、处分原则是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重要原则。
所谓处分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思，就自己与他人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自由地支配、决定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权原则是调整法院与当事人诉讼关系的又一基本原则，它要求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其法理思想，来源于“公权”对“私权”的尊重。既属于当事人处分私权领域内的事务，法院审判权不得介入，必须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给予充分的尊重，这也是民法保障的民事权利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
我国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法律依据。按照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和理论上的认识，处分原则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诉讼程序的开始和终结原则上由当事人决定；二是当事人对救济方式及范围有一定的决定权；三是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变更、追加、放弃诉讼请求和提起反诉，也可以自行和解或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但是，也反映出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法院审判权的干预过度，未对当事人的意愿充分尊重，其权利配置具有职权主义的特征：第一，当事人在诉讼中未主张的事实权利，法院可以依职权认定；第二，当事人未起诉的被告或第三人，法院可以用职权追加；第三，诉讼程序的结束法院有权决定是否准予（如撤诉）；第四，法院可以不经当事人同意而自行启动诉讼程序（如再审程序）。由此可以看出，当事人的处分权未对法院的审判权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约的关系。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诉法的处分原则，不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应当“正本清源”，强化当事人的处分权。（1）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结应以原告起诉为原则。坚持“不告不理”、“没有原告就没有诉讼”的法理，取消法院以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的再审程序；（2）当事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思终结诉讼程序；（3）审判对象及诉讼标的确立，原则上受原告意思的支配。法院判决不能超过当事人的请求数量（但可以少于请求数量）；（4）当事人有权选择相对的诉讼当事人（被告、第三人），禁止法院不经当事人同意，以职权追加其它当事人（被告、第三人）的做法。这样才能恢复处分原则本来面目，起到对法院审判权的限制，实现法院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充分尊重。另处要说明的是，在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会导致另一方当事人权利受损的情况时，也不应由法院主动干予，法院可通过行使释明权，让双方当事人就处分事项进行辩论，以调整他们之间的权利平衡。比如原告撤诉时，如未开庭审理，法院不应干予。如果已开庭审理，法院应就此征求被告方意见，看被告是否同意撤诉或提起反诉，法院不能代其为之。撤诉经过辩论，仍然是以当事人的意思为基础，与法院自己认为撤诉不当，主动干予不准撤诉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当事主义、后者是职权主义。
3、中立原则是维护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程序保障。
中立原则也可称作法官中立原则，是指法院（法官）在案件审理程序中处于相对消极被动的中间地位。中立原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是程序公正的核心内容。它表明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审理保持客观和超然的态度。否则，会导致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和程序公正性产生质疑，所以“中立是裁判的生命”。中立原则要求法官象竞技场上的裁判员一样，始终保持相对被动和消极，让参赛运动员按既定的游戏规则竞赛。中立原则的具体内容表现在：（1）使双方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提出自己关于权利和事实的全部主张，并能针对对方的事实主张进行攻击和防御；（2）当事人双方主导并控制证据提出和事实调查过程。他们可以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裁判制作过程中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裁判结果，裁判者在制作裁判时，将各方观点均考虑在内；（3）裁判者的中立性决定了裁判者同争议的事实和利益没有关联性。正如法谚所说“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当法官，因为它不能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4）中立性决定了裁判者不得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存有歧视、偏见或偏爱，平等保护和对待当事人的诉讼地位；（5）裁判者不应当是与当事人对立的，凌驾于当事人之上的主宰。相反，裁判者必须认真听取和吸纳来自当事人的陈述，给予当事人合理的对话机会，并受当事人主张和举证的限制。总之，中立原则的作用就是要通过保证当事人有效参与诉讼程序，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和处分权，限制审判权滥用，消除裁判者的恣意，实现程序公正的目标。中立原则还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做到形式上的公正。一是开庭前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时间、地点等有关信息，以便公众旁听。二是除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一律公开审理案件，并允许公众旁听审理案件全过程。三是不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判决都必须公开宣判。
中立原则要求法院处于消极地位，但这种消极地位是相对的。消极并不意味着法院完全或根本不参与程序活动，对程序过程无所作为，而是适时运用诉讼程序指挥权，有效地推动审判进程。诉讼程序指挥权，是指法律规定或许可法院（法官）为迅速、公平切实地推进审判进程而行使的主导诉讼程序的权力，属于审判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指挥权的行使必须是在中立原则的框架内进行，目的仍然是保障当事人辩论权和处分权的正确充分行使。
三、释明权：促进法院与当事人良性互动的有效手段
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所体现的是当事人主义精神，中立原则又使法院处于相对消极的地位，这容易造成诉讼拖延和增加诉讼成本。于是，释明权就成了沟通法院与当事人诉讼关系不可缺少的手段。正确行使释明权，可以弥补辩论原则功能的不足，有效促进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对协助当事人通过辩论弄清案情，实现诉讼请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释明权的概念及来源。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源自于德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它是指为了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法院通过发问当事人的方式，以澄清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释明权最基本的含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法院向当事人发问的一种权利”。从发问权的角度来讲，它应是来源于职权主义或纠问式诉讼体制。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法官）不受当事人意思的拘束，可以依职权采取各种措施以探知案件的事实真象，发问权是其应有的含意。司法改革要求从传统的职权主义过渡到更具对抗性质的当事人主义，但不是彻底地抛弃职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吸收了职权主义积极作用的产物。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释明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每个案件中均有法官行使释明权的痕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八条二款、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表明我国民事审判的司法实务中，适用释明权已有了合法的依据。
2、释明权的性质。释明权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主要有“权利说”、“义务说”、“责任说”之分。其权利也好、义务也罢、责任也可，实质内容没有多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权利说主要是从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角度出发，认为释明权就是指挥庭审进程，行使庭审管理的一个具体职权。义务说主要是从当事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释明权是对辩论原则的一种补充，是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和自由处分实体权利的一种表现，法院不行使释明权当事人可以上诉，因此是法院的一项义务。责任说采取的是折衷主义的立场，认为释明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笔者认为采用权利说，更符合释明权的本质。第一，释明权由法官主动行使，具有主动性。因为法官发现当事人的主张及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就要主动采取发问、提醒、解释的方法，去启发当事人澄清、补充、排除、更正有关的模糊问题。这是法官的积极行为，而不是应当事人请求而为的消极行为。因为当事人如发现自己有模糊问题，定会自己澄清，而不是坐等法官帮忙。若法官未发现问题，当事人岂不是“自食其果”。如果当事人请求法官解释某个法律问题，法官也要看是否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是否有违中立原则，而决定是否采纳当事人的请求。第二，释明权是提问权，法官提问具有强制性，当事人必须回答，否则会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三，释明权只能由法官行使，权利主体具有排它性。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发问或向法官的解释或请求，是辩论权、陈述权、请求权而不是释明权。因此，采用权利说，有利于促进当事人积极行使辩论权和处分权，克服其坐等法院释明的依赖思想，减少其以法院未履行释明义务而提起的上诉。因为法院只能在当事人主张和自由处分的范围内行使释明权，因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而败诉的，不能成为法院不行使或不正当行使释明权而提起上诉的理由。过多地指望法官行使释明权使自己获得诉讼上的优势，必然会对法官在审判上的中立地位造成尖锐的冲突。
3、释明权的作用。一是法院确认案件真实的有效手段。“法院没有义务发现真实、法院的职责是确认真实”（张卫平《人民法院报》2004年3月9日第三版《被二审改判是不是错案》）。按照辩论原则的分工，当事人提供案件事实以及证明其为真实的证据，法院适用法律和对案件真实（被证据证了的事实）进行确认，并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二是防止审判突袭的重要手段。辩论原则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止当事人之间的突袭，但对法院裁判行为的突袭（适用法律、认定事实等），当事人往往束手无策。而释明权的行使，正好弥补辩论原则功能上的不足。在可能发生审判突袭的场合，法院及时行使释明权，向当事人公开心证或阐明法律见解，当事人便可能及时进行相关更正和补充，从而有效地防止突袭裁判的发生。三是纠正当事人权利失衡的必要手段。诉讼中，因多种原因，当事人的请求或主张不明确、不充分、不妥当，甚至错误的情形都大有存在。为了使当事人不至于因自身的法律知识欠缺或诉讼技能缺乏而遭致不利判决，在当事人不能通过代理律师帮助而权利失衡的情况下，法官不能袖手旁观，而应积极主动地适用释明权，让当事人纠正自己的失误。四是提高当事人的诉讼参与度，使他们有机会依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权利处分，形成对案件结果的实质影响。
4、释明权的范围和限制。根据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中立原则的精神，释明权的范围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1）当事人声明有不明确的，应予释明；（2）对当事人的不当声明，应通过释明加以消除；（3）诉讼资料不充分时，可以通过释明令其补充；（4）通过释明使当事人提供新的诉讼资料。（5）行使释明权应受到以下限制：第一，释明权一般是对法律关系的释明，而不能扩大到对具体事实的释明。对事实的释明（陈述）应是当事人自己的责任。法院不能“越俎代庖”，去代替当事人本人的陈述。第二，不能违背中立原则。因为超过当事人“主张过的事实和证据”这个前提行使释明权，将导致诉讼结果的不可逆转，让当事人永远失去救济的可能。如当事人双方均未主张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一个债权纠纷案件中，法院如主动提出时效期间已过，将直接导致一方当事人败诉。即使其以释明权行使不当为由提出上诉，这时另一方当事人必定会以“已过诉讼时效”事实提出抗辩，二审也不可能不顾“事实”而改判。如果发回重审，其结果仍然会是“时效已过”方败诉。这显然违反了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和中立原则。因此，现行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可主动援引诉讼时效制度应当废止。第三，当事人对释明权有提出异议的权利，以防止审判权对其民事权利的侵害和不当干涉。



参考文献：
张卫平：《诉讼架构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章武生、张卫平等：《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黄松有：《中国现代民主审判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毕玉谦：《民事证据原理与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

张玉春


注：本文载《知识产权报》2009年5月13日，作者张玉春。在本文中，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关于商业秘密的主要观点如下：（1）一些企业笼统地以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全部是商业秘密，实际上司法机关会因为该类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条件而驳回。（2）地方基层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发案率不高，有时一个基层法院几年都遇不到一个侵犯商业秘密案，加之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很多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基层法院缺乏办案经验。建议将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权上收至省会城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编者按 随着我国企业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日趋增多，呈快速上升趋势。人们开始广泛关注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有些企业想保护商业秘密却不懂相关法律规定而未能采取适当的保密措施；有些企业误以为企业的“保密信息”也属于“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案件大多专业性很强，司法机关往往借助司法鉴定对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做出鉴定。由于目前我国关于司法鉴定相关规定不甚完善，导致一个案件有多个鉴定结论，且多个鉴定结论互相冲突的现象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

　　日前，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于“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在北京举行了“涉及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研讨会”。研讨会围绕商业秘密法律理论，以发生在武汉X公司和天津X公司之间的一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案件为研究素材，既从理论的高度探讨了商业秘密的法律理论问题，又探讨了实践中多发的普遍性问题。

案情简介

　　据介绍，发生在武汉X公司和天津X公司之间的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基本案情是：该案系武汉X公司告天津X公司侵权，涉案事实为17套图纸，涉案图纸承载的技术信息是冷轧硅钢成套设备中的5种单体工业槽。

　　湖北某鉴定中心及湖北某会计事务所为该案作出了数份司法鉴定。

　　第一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冷轧硅钢成套设备工程设计技术资料是武汉X公司的商业秘密。

　　第二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委托书未作更改，其鉴定结论更改为：被鉴定对象属于武汉X公司的专有技术。该技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第三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系重新委托鉴定，其鉴定结论为：委托人提供的武汉X公司冷轧硅钢成套设备工程技术资料不为公众所知悉。

　　证明武汉X公司的损失的是湖北某会计事务所作出的四份司法评估《鉴定意见书》。关于损失数额第一份鉴定意见为：损失额为2964万元。第二份鉴定意见为：损失额为702万元至864万元。第三份鉴定意见为：损失额为109万元至132万元。第四份鉴定意见为：损失额为48万元至58万元。起诉中，控方采用了上述第3、4份鉴定评估意见。

　　针对指控，被告人认为涉案设备简单，是几个简单的普通钢结构和不锈钢结构的工业槽，不存在商业秘密。从设备实物外观看，涉案图纸所反映的技术和制造的设备仅涉及外观尺寸，其涉案图纸所承载的技术信息是公知信息，主要依据为：一是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科技检索报告》检出同类文献资料108篇。二是北京国威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涉案图纸AP-1、AT-3的技术信息已为公众知悉。三是国内公开出版的教科书对涉案设备技术信息有大量的记载。《冷轧薄钢板酸洗工艺与设备》、《冷轧薄钢板生产》、《彩色涂层钢板生产工艺与装备技术》等教科书均介绍了涉案图纸技术。四是早在1974年的中日设备技术引进合同《1700毫米连续热轧带钢厂和硅钢厂的成套设备合同》就未将本案涉及的部分列为技术秘密。本案涉及的全部技术属于国家早期引进、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学习使用的整套生产线中的一部分。五是涉案图纸在各个单位之间互相借阅、早已公开。特别指出：控方所依据的“鉴定意见书”记载的鉴定对象并非涉案图纸，而是武汉X公司“冷轧硅钢成套设备工程设计技术资料”。

关于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原秘书长袁德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一项信息被认定为商业秘密，必须同时符合三个要件：（1）不为公众所知悉；（2）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3）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否则，就不构成商业秘密。

　　司法界资深专家指出，商业秘密的构成，实践中最难把握的就是“不为公众所知悉”，所以司法解释已经对此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规定了六种情况下，不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一是该信息为其所属技术或者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二是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进入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观察产品即可直接获得；三是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四是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五是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六是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通常这六种情形也是被告进行抗辩的理由。如果被告以其作为抗辩理由，那么法院就应当考虑该项信息是否因为“为公众所知悉”而不构成商业秘密。

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现状

　　关于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玉瑞指出，我国企业商业秘密管理存在着粗放、滥用的现象。例如企业片面强调自身利益，故意扩大商业秘密范围；利用劳动合同订立保密方面的霸王条款，对什么是技术秘密、经营秘密不做准确的定义，要求职工对所有技术内容都要保密；订立不合理的竞业限制合同，限制职工合理流动；对于跳槽职工，到竞争对手处就职后轻易采取追究刑事责任的行动。以商业秘密为名，行滥用权力之实。

　　司法界资深专家介绍了商业秘密在法律上面临的问题，比如在实际情况中，很多企业和权利人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商业秘密；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中，如何取得刑事保护和民事保护之间的平衡等。张玉瑞还强调，知识产权案件一般都是民事案件，只有在侵权行为极为严重、受害方损失重大的情况下才具备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一旦发生了极个别的重大侵权刑事案件，在审理中要十分慎重。

　　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唐青林办理过多起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现状深有感触，“一些企业笼统地以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全部是商业秘密，实际上司法机关会因为该类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条件而驳回。”

商业秘密如何鉴定

　　袁德指出，在讨论的案件中，湖北某鉴定中心的鉴定主要存在如下几个值得商榷的地方：（1）对涉案客体没有认定，在鉴定材料中没有涉案设备的图纸资料；（2）认定权利人所称的具有商业秘密性质的客体是“冷轧硅钢成套设备工程设计技术”，即是冷轧硅钢成套生产线，而涉案图纸是酸洗槽、清洗槽、热水喷淋槽等单体设备；（3）对涉案设备（酸洗槽、清洗槽、热水喷淋槽等单体设备）与权利人认定的可能具有商业秘密性质的冷轧硅钢成套设备整条生产线的同一性没有认定；（4）鉴定人漏检大量公知技术，特别是漏检大量公开的图纸、教科书、论文这些非专利文献。

　　针对上述问题，袁德认为涉及商业秘密的司法鉴定应当遵循如下程序：（1）涉案客体的认定；（2）权利人所称的具有商业秘密性质的客体的认定；（3）涉案客体与认定的商业秘密性质的客体的同一性的认定；（4）权利人所称的商业秘密是否有效的认定；（5）被控侵权人的认定；（6）被控侵权人所掌握涉案信息的来源的认定；（7）被控侵权人是否采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8）作出鉴定结论。

　　司法界资深专家在谈到此问题时指出，司法鉴定鉴定的是涉及专业技术的问题，不能鉴定法律问题。该案中一开始鉴定“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后来又鉴定“是否公知，是否具有实用性，是否可以带来经济利益，是否采取保密措施”，最后鉴定“是否为公众所知悉”，其实是对商业秘密应该如何鉴定没有把握好，对于鉴定的内容没有弄清楚。并指出：商业秘密是专利技术的补充，必须有一定的创造性；更不能是零零碎碎的公知信息，必须有其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