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俄罗斯联邦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兴凯湖自然保护区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以下简称“双方”）认识到巩固和发展自然保护领域的双边合作的重要性。
　　确信在中俄边境地区建设特别自然保护体系有利于保护这些地区的动植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对促进保护、管理和科研工作，监测自然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为此，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双方将在中俄边境地区建立共同的兴凯湖自然保护区，它的区域是水沼泽地生态体系。兴凯湖自然保护区以中俄国界线为准分为两部分：黑龙江省兴凯湖自然保护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和滨海边疆区兴凯湖国家自然保护区（俄罗斯境内）。双方可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改变自然保护区自己部分的边界，每一这种变动双方应通知对方。
　　二、兴凯湖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保护、管理、科学研究和监测工作，必须遵循本协定和双方现行法律。

　　第二条　建立兴凯湖自然保护区的目的：
　　（一）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的动植物种，保护自然生态体系，保护生物多样性。
　　（二）促进保护自然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及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和研究的双边合作。
　　（三）提高两国公民对自然保护目的和意义的认识。

　　第三条
　　一、双方执行部门根据本协定进行动植物种和兴凯湖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体系的监测，开展共同商定的合作。
　　二、合作的方式：
　　（一）信息交流，交流混委会（根据协定第四条成立）所确定项目的研究情况；
　　（二）互派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和专家或代表团；
　　（三）组织定位的科研和监测；
　　（四）组织野外和室内研究；
　　（五）交流科研的测定方法；
　　（六）共同出版刊物；
　　（七）举办科学讲座、研讨会；
　　（八）举办研究技术培训班；
　　（九）双方认可的其它合作方式。

　　第四条
　　一、本协定的执行部门中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俄方为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部。
　　二、双方建立中俄混委会（以下简称“混委会”），以执行本协定。混委会协调双方在兴凯湖自然保护区的合作包括共同科研计划和执行方法。
　　三、保护、管理和监测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体系的项目实施单位由双方执行部门根据项目内容确定。
　　四、双方通过上述执行部门以信函方式直接联系，磋商与本协定实施有关的问题。
　　双方执行部门也可指定各自省级主管部门或保护区管理机构进行直接联系。

　　第五条　双方保证在兴凯湖自然保护区内，处于中俄两国境内的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迁徙。

　　第六条
　　一、双方采取措施保证有效、灵活地开展兴凯湖自然保护区工作。
　　二、参加兴凯湖自然保护区合作的人员、工作所需交通工具、设备、物资均在下述口岸通过：
　　　　中方口岸　　　　　　　　　　　　　俄方口岸
　　　　　密山　　　　　　　　　　　　　　图里洛格
　　三、双方人员、工作所需交通工具、设备、物资出入境管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两国公民相互往来的有关协定和双方有效的出入境管理条例执行。

　　第七条　开展本协定第三条中的合作活动所需的费用，由双方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确定。

　　第八条　本协定不影响双方各自已签订的其它国际协定及由此所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

　　第九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如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需书面通知另一方，本协定应自终止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后终止。
　　本协定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俄罗斯联邦政府
　　　　　　代　　　表　　　　　　　　　代　　　表


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笔谈

王国枢/刘家琛/张穹/张耕/陈光中
编者按：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1996年3月17
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1997年1月1日开始施行），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新里程碑。为了学习、领会、宣传、贯彻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本刊特邀请法学界的著名专家、教授和中央公、检、法、司机关的学者型领导同志撰稿，笔谈各自的见解，既与广大读者共同研讨，又供学术理论界、公安司法实际部门的同志参考（刊出的文章以作者的姓氏笔划先后为序）。

　　学习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几点体会
　　（北京大学教授 王国枢）
　　这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基本上反映了现行刑事诉讼法1980年实施以来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参考、借鉴了其他国家和某些地区有关刑事程序的法律规定，总的看，修改是成功的，应该为之叫好。具体究竟好在哪里，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和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内容，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虽然早有规定，但是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仍然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决不能理解为只是同一内容的简单重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对每个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会更加受到重视，人民法院的职责会愈来愈重，在这种形势下，从我国现实的具体情况出发，把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明确加以规定，其意义和作用也不可低估。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则颇具新意。这类性质的条文，在我国的法律上出现还是第一次。它不是国际通行的那种无罪推定，却又有点像无罪推定。根据这条规定，有权确定有罪的机关只有人民法院，只有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才能确定某人有罪或确定某人犯有某种罪行。同时这条规定也当然意味着，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之前，不得将任何人确定为罪犯或者确定为有罪的人。

　　2.提前了公诉案件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时间，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和非律师辩护人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从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委托辩护人。同时还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所以，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特别是律师，在参加诉讼的时间上，比之原来只能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之后，是大大提前了。另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增加了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及非律师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或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等内容。这些新规定，为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创造了更为充分的保障条件。

　　3.明确规定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期限，即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同时延长了拘留期限，
降低了逮捕条件。原规定拘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0天，现在可以到14天。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到40天。原逮捕条件之一，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现将这项条件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上述这些修改和补充，既注意了制止犯罪、打击犯罪的需要，也注意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符合我国实际，特别是取消收容审查后的实际。

　　4.扩大了被害人的权利。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权利；在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期间，被害人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对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等。总之，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扩大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切实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告状难问题，是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特点。

　　5.强化了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中的作用，弱化了人民法院偏重与控方配合的功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这些规定与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显然有所不同。按照原规定，法庭调查主要是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当庭出示物证，当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和鉴定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公诉人和辩护人在法庭调查阶段不起多大作用。现在则基本相反，法庭调查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审判人员虽然仍有权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有权调查核实证据，但审判人员的这些活动，在一般情况下，毕竟已不是法庭调查的主要内容。这些变化，对于更充分地发挥控、辩双方的积极性，更充分地体现人民法院裁判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是非常有利的。

　　6.进一步明确和加重了合议庭的责任，突出了法庭审判这个重心或中心环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一规定，对增强合议庭组成人员的责任心，杜绝先判后审、先定后审等违法现象有重要意义。另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审查公诉案件的要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就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至于被告人是否确实有罪、是否需要判刑及证据是否充分等，均不影响人民法院作出开庭审判的决定。其结果，必然是法院审判这个环节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有关证据是否充分、是否需要判刑等问题，都应当而且也只能在法庭上解决。

　　7.对已生效裁判的申诉可以直接引起再审。原来申诉只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一种材料来源。即使有证据证明已生效的裁判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是否应当对案件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当事人等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即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这些规定，缩小了申诉人的范围，改变了这种申诉的性质和作用。根据这些新规定，当事人等的申诉，只要具有法定的某种情形，人民法院就应当重新审判，否则就是违法的。

　　当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如把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规定为自诉案件等，还需要进一步领会和探讨，这些规定可能带来的问题如何解决，也有待于今后的实践。

　　另外，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的内容，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条的内容，没有按照宪法第134条的规定加以修改；以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7条已经明确规定，审判第一审案件，
既可以由审判员若干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也可以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若干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却依然规定在任务和基本原则一章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点小小的遗憾。

　　我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学习还很不深入，所谈看法，难免有错，愿听指正。
　　对适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几个问题之我见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刘家琛）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3月17
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发展和完善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国内外获得了一致好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突出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中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同时也为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惩罚犯罪提供了更科学、有效的法律武器。现在，我就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中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对扩大拘留范围的认识
　　扩大拘留的范围主要是将以往收容审查中与犯罪作斗争有实际需要的内容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那些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和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先行拘留。同时不再保留作为行政强制手段的收容审查制度。过去，收容审查对查明罪犯，特别是查清流窜作案和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收容审查羁押时间较长，而且不经其他司法机关只由公安机关决定，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决定》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

　　对上述变化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取消了收容审查，扩大了拘留范围，认为修改后的刑诉法关于拘留的规定把收容审查的内容全部吸收了，在实践中如遇到符合过去收容审查条件的就可适用拘留措施。这种把扩大拘留，理解为代替收容审的认识是不正确的。首先，收容审查的对象与刑诉法中规定的拘留的对象不完全一致。收容审查的对象是有流窜作案嫌疑的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而刑诉法中新增加的拘留对象是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两相比较，拘留的条件比收容审查的条件严格。其次，吸收并不是简单的移植，因为拘留的法律依据、性质、适用的目的等与收容审查不同：拘留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而收容审查的依据则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有关规定；拘留是刑事诉讼中为保证侦查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收容审查是一种行政强制审查措施，不具有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拘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现行犯和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和防止新的犯罪行为及其他意外情况的发生，收容审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的真实身份，可见收容审查和拘留在性质、目的、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根本不同。因此，公安机关在决定拘留时，一定要严格执行刑诉法的规定，彻底纠正过去收容审查中对被收审对象掌握偏宽，以收审代替侦查、代替刑罚的现象。决不能简单地照搬收容审查的适用条件来适用刑事拘留。

　　二、关于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不起诉制度的完善表现在将免予起诉中部分合理的因素吸收到不起诉的范围中，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更科学、完整地规定了不起诉制度。
　　免予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犯罪分子定罪但不予起诉的一项制度。免予起诉制度在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作用在处理涉外案件、过失犯罪、青少年犯罪、共同犯罪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从立案到处理都由检察机关一家承办，违反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原则，不利于保护公民权利。特别是它分割了审判权，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有些无罪的人决定免予起诉，使不该定罪的人被定了罪，侵害了被处理者的合法权利；对一些依法应当判刑的，不送法院审判而免予起诉，使应当判刑的人逃避了法律制裁。为此，修改后的刑诉法删除了免予起诉的规定，将原来免予起诉中的部分合理因素吸收到不起诉中，从而构成了三种不起诉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了不起诉制度。

　　一是存疑不起诉。刑诉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就是说对于移送起诉的案件，经过补充侦查后，检察机关仍然认为据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