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帮教与对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

杨春平 马毅恒


近年来，青少年重刑少年罪犯人数逐年上升。据统计，仅2002年江苏省两个少管所共收押被判处10年以上的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刑的少年犯共442人。这些人，我们习惯上称之为重刑少年犯。重刑少年犯数占所有少年犯的60%以上。这些少年犯罪行重、刑期长、年龄小、但可塑性强。他（她）们中独生子女占 83%。对青少年罪犯的教育改造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而改造难度最大的要数重刑少年犯。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不仅要依靠监管改造机关系统、持续的努力，更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帮教特有的矫治功能。
社会帮教，就是通过之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来实现教育改造的个别化、社会化和科学化；是监管改造机关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教育手段之一。与普通成年犯相比，重刑少年犯在心理、生理和刑期上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帮教，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性。
一、针对重刑少年犯刑期长的特点，通过社会帮教，促进行刑个别化，教育他们做到三个“正视”，稳定情绪，安心改造。
刑期长，是重刑少年犯的一个显著特点。相当一部分少年犯，刑期要超过其年龄，这就意味着无论他表现多么突出，都必须在高墙铁窗中度过二分之一以上刑期。这对于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情绪容易波动的花季少年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强调严格管理或一味地空喊认罪服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针对这些特征，社会帮教工作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晓之以理，帮助他们正视过去的犯罪。，法制观念淡薄是少年重刑犯的共同缺点之一。当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时，有的甚至觉得好玩，根本不知道或没有考虑这是否是犯罪。判刑后，有的人虽然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有一定的认识，但大都是肤浅和片面的。针对这种情况，管教部门除了对他们进行常规的法制教育外，还可以采取一些“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公、检、法办案人员和受害者家属来所，用犯罪事实和亲身感受来给重刑少年犯讲他们犯罪给他人、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可以在他们中间深入开展“假如我是受害者，假如我是受害人家属”的讨论，唤醒他们的良知，增强他们的负罪感和悔罪意识。齐齐哈尔籍少年犯卢××，16岁时因“故意杀人、抢劫罪”被判处死缓。入所之初，负罪意识淡薄、因刑期长、离家远而不安心改造，表现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少管所邀请政法部门和受害者家属来所作帮教报告。听了报告后，卢犯变得沉默寡言。他在思想汇报中写到：“我今天的处境，完全是昨天胡作非为造成的。”“我判刑很重，但这与受害者及其家属所承受的痛苦相比、与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相比，完全是罪有应得。”“我的刑期很长，但我毕竟活了下来，如果我是成年犯，有两个头也不够杀”。思想认识澄清以后，该犯的改造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担会了电容器加工的生产组长，还几次获得大会表扬，四次被评所级改造积极分子。刑期也从死缓改判为无期，再从无期改判为17年，今年又获得减刑一年法律奖励。
二是动之以情，帮助他们面对现实，主动适应服刑生活。重刑少年犯大多是独生子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小娇生惯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差，对父母的心理依赖性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外省籍犯，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这是他们心理上最为脆弱之处。省第一少管所有一名被判10年的重刑少年犯投送所里以后，对干警讲，他每天晚上做梦都想家。这是帮教活动的切入点。在处遇等级的管理上，对少年犯适度放宽条件，运用亲情电话、亲情共餐和特优会见（与父母）等帮教形式，增加他们与家人有接触、沟通和交流。还可以经常利用少年犯过生日的机会，向其赠送生日蛋糕，为其举办生日晚会，邀请其家长来所举行帮教活动。我们选择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尝试邀请部分家长来所与少年共同生活一天，在共度佳节的同时，辅导和提高少年犯的生活自理能力。省第二少管所苏州籍少年犯龚×（故意杀人，判15年），入监时刚满14岁，身高不足1.5米，加上一张娃娃脸，活脱脱一个孩子。监区分管民警主动与其家人联系，安排他父母经常来所会见、经常打亲情电话、写信。并特意指定一名年龄稍长、表现较好的少年犯组长辅导他自理生活，使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洗衣、套被等，很快适应了所内生活。目前，该犯已担任了质量检查员，并获得了一次减刑奖励。
三是导之以行，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对重刑少年犯来说，漫长的刑期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他们最担心家人因自己刑期长而抛弃他们。针对这一情况，少管所管教部门先后与二百八十多名重刑少年犯家长签订了帮教协议，争取家长的积极配合。同时，反复向少年犯本人宣传管教工作政策，让他们懂得刑期的可变性，引导他们积极改造，把握自己的命运，用实际行动来取得亲人们的谅解。南京籍一少年犯许××（强奸，无期），原判四年，，临近刑满时，因余罪被发现，提回重审，加判无期徒刑。由于他的家庭是继父亲母，对越坐越长的刑期，他担心家人尤其是继父不再关心自己。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管教民警主动与他父母联系，反复沟通，达成共识。从不同的角度来关心他的改造，引导他积极向上。几年来，该犯先后多次被评为省级劳动能手、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多次获得法律奖励。去年五月，他和他继父还一起参加了江苏省第五届省级改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按照他的计算，再过五年到2008年，他就有可能回归社会。许某家人的帮助，无疑对他的改造进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四是针对少年爱动感情，自尊心理的特点，培养其健康的人格，促进其改造自新。少年犯罪虽然在心理上有缺陷，但他们仍是有感情的人，在接受改造过程中，都希望能够得到宽恕、谅解，不被人们所歧视。如果管教民警能尊重他们的情感，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不是取训斥，嫌弃的态度，而是对症下药，和风细雨地进行耐心管教，对于他们的优点、进步及时表扬，培养他们热爱生活的自信心，那么他们把管教干警的要求看作是真正的爱护和帮助，不仅服从命令，服从指挥，而且会对管教民警产生感激之情和信任感。
二、针对重刑少年犯可塑性强的特点，通过社会帮教，推进行刑社会化，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重塑人生，本质改造。
思想改造的过程是旧的心理定势不断消解，新的动力定型逐步形成的过程。从实践中看，重刑少年犯大多数都罪行深重，思想品德低下。他们的世界观尚未定型、人生观显著错位、价值观严重扭曲，知行脱节，情绪、情感极不稳定。常常表现出行动上的盲目性和思想上的反复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少年犯情境犯罪较多，罪行重并不一定意味着恶习深，纵使恶习深，思想的可塑性也较强。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关键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帮教工作可以从亲情帮教着手，利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社会帮教，重塑重刑少年犯的“三观”。
一是开办家长学校。邀请少年犯家长来校，向他们宣讲有关法律常识，介绍监狱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方针，辅导他们掌握未成年犯在改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障碍和思想问题，掌握应对方法和策略。最大限度地争取少年犯家长配合好监所的工作，形成合力，使未成年犯的“三观”教育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更贴切、更富有针对性。家长学校一般每年春秋各一期，通过办学，使民警、家长、少年犯增加了互相沟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二是签订帮教协议，争取地方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支持，共同关心少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可以与少年犯原籍的学校、市、区、县政府以及工、青、妇组织、社区社团和个人签订协议，引入社会教育资源。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来少管所对重刑犯进行帮教时，给少年犯带来了反映家乡巨变的录像带，并为部分少年犯解决了一些家庭的实际困难。不少单位开展了向少年犯、赠物、赠言活动，对少年犯端正改造态度，重塑“三观”，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是开展社会志愿者帮教行动。这是重刑少年犯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帮教形式。长期的监禁和信息的闭塞，使他们身上涌动着一股与外界增加沟通的渴望。几年来，我省两个少管所先后接待了一大批社会志愿者，如大中学生、军官战士、专家学者、教师演员、法官、检察官等与少年犯通信、通话、座谈、聚餐，畅谈人生理想、交流学习心得、倾诉心中块垒。一些学校的团组织还与重刑少年犯一起开展了同读一本书、同唱一首歌、同写一篇作文的活动，在少年犯心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四是加强“五个基地”建设。创造条件，加强社会帮教基地建设。可以建立劳动教育基地、文化教育基地、道德教育（包括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形势教育基地和心理教育基地等，我们多次组织少年犯代表在清明节外出祭扫烈士墓，参观新四军抗战纪念馆；应附近县市学校的邀请，选派一些表现较好的少年犯去学校现身说法、巡回演讲；聘请社会上心理矫治专家来所在少年犯中定期举行心理法律咨询活动。省少管所还多次接待了南京大学等单位组织的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等。
多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的社会帮教，有力地促进了少年犯的思想改造，使他们模糊的是非观念逐步树立。省第二少管所一名河南籍少年犯魏××（抢劫，12年）原是一抢劫团伙的成员，曾在许多省市流窜作案，并自以为很风光、活得很潇洒。投改后，他先后参加了多次帮教活动，并与一名大学龄前生结对通讯，在社会力量的潜移默化之下，其思想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2002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不能这样走》的演讲稿，先后到许多学校为在校学习作现身说法的演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针对重刑少年犯年轻的特点，进行社会帮教，突出行刑科学化，帮助他们增强“三大能力”。重刑少年犯年纪轻，刑期长。这意味着当他们服完较长的刑期回归社会后，还有相当长的一段人生道路要走。他们刑满释放后如何尽快融入社会，完成回归的“软着陆”，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在目前的行刑条件下，少年犯尤其是重刑少年犯，基本上处于一种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他们原先的底子就薄，再加上长期不接触社会，无论思想、文化、知识都明显滞后，连唱歌都只会唱几首改造歌曲。一旦刑满回归社会，简直成了一个“出土文物”。因此，如何运用社会帮教的手段来提高重刑少年犯刑满后的适应能力、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
一是尽可能增加与社会的接触，提高其适应能力。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帮教，请进来，走出去，让少年犯与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同时，鼓励他们多读书、多看报，组织他们收听广播、收看电视，增加对社会的了解。我们还选择了王×（盗窃，10年）等表现好、余刑短的少年犯，离监探亲，让他们逐步融入家庭，感受社会，在重刑少年犯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二是积极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其生存能力。生产劳动中，我们尽可能把重刑少年犯安排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岗位，让在他们外协加工单位师傅的指导下，多学习掌握一些劳动技能；积极支持少年犯在监内学文化、学技术。许多家长还给孩子送来了复读机等学习用具，寄来了各种学习资料。少年犯李××（故意杀人，10年）、于××（盗窃，无期）利用业余时间，学完了《新概念英语》第一二册课程。最近，我们正酝酿与社会力量联合办学，开办烹调、计算机技能培训班。
三是进行跟踪调研，提高其发展能力。近年来，对刑满释放的重刑少年犯进行了系统的跟踪调研，与本人、与其家庭，与有关单位始终保持通信联络。通过联系、定期专访，了解其回归社会后的就业情况、生存姿态和思想表现。并动员他们与监内的少年犯经常通讯，谈走上社会后的感想和体会。对一些表现突出的归正人员，则邀请其来所开展帮教活动，从他们身上总结经验，以探索发展重刑少年犯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对少年犯，尤其是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是一项“综合治理”工程，不但需要多方面合作，还要与时俱进，对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新措施。同时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是能否适度扩大重刑少年犯离监探亲的比例和频度，以调动其改造的积极性；
二是能否尝试对表现良好、余刑五年以内的重刑少年犯实行社会工读，探索管教所——家庭——企业（学校）的联合帮教的新路子；
三是能否将服刑二分之一以上、表现较好的重刑少年犯纳入社区矫治的范畴，使之提前融入社会。
因此，如何做好对重刑少年犯的社会帮教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 杨春平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教改处
马毅恒 江苏省第二少管所教改科
通信地址： 南京市北京西路28号
邮编：210024

从进场费、买断经营权谈谈终端商业优势和商业贿赂

史楠


引言：最近对进场费、买断经营权等等是否构成商业贿赂争论不休，有工商部门对其作为商业贿赂进行处罚，但同时很多执法者又觉得难以把握，笔者在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产生争论的最终缘由做个探讨，同时也指出我们执法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并简单提出自己的观点，希望对工作有所裨益。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终端商业优势
经济学上有一个价值链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一件商品要经过设计、原料采集、加工、储运、销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才能最终实现为人们所消费，每一个环节都凝结了一定的价值，这些环节环环相扣形成了一条价值链条，最终到达消费者手里的价值也就是整个链条价值的总和。根据这一理论，这个链条的终端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零售环节，终端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价值，直接影响了整个价值链条的上游环节；同时终端环节的价值率占整个价值链条的比例最高，所以零售环节的利润率高不需要规模经济也可以生存，而越到上游利润率相对越低，只能靠规模经济生存，这也就是为什么零售商向散兵游勇一样大量存在，而越到上游环节厂商越少的原因。因此，在市场营销的理念中，就有“终端为王”的说法，就是说终端是最终实现价值的领域，终端环节是最终决定成败的关键，占领终端或者顺利进入终端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并且上游产品越多的行业对于终端的争夺也越是激烈。
这些好听起来似乎跟商业贿赂没什么联系，但实际上二者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商业贿赂行为本质是由于商业优势的存在导致劣势一方向优势一方行贿以“买通”优势，所以商业贿赂行为基本都是上游经营者对下游经营者行贿，因为下游相对于上游来讲是相对的终端地位，也就具有商业优势，那么推而远之，面向终端的行贿行为当然是商业贿赂行为其中一主要部分。（当然也会存在供不应求时，下游厂商向上游厂商行贿的情形，但原理是一样的）我们不妨列举一些案例来归纳一下：药品供应商向医院和医生行贿是为了占领面向患者的医疗服务这个终端；电器设备供应厂商向供电公司行贿是为了占领供电工程建设这个终端；阀门厂向供水公司行贿是为了占领供水工程这个终端；图书供应商向学校行贿是为了占领教育图书供应的终端，保险公司向车站等单位行贿是为了占领提供运输服务这个终端，天然气公司向房地产公司行贿是为了占领住户燃气供应这个终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对这些行为的商业贿赂性质也是形成了共识的，笔者姑且归纳个统一的名称叫“终端费”，就是为了争取交易机会向终端环节行贿的各种费用。
我们推而广之：商场进场费呢，是商品供应商为了占领和进入终端向商场给付的利益；买断经营权包括买断销售权和买断促销权，前者是指酒水供应上给付酒店一定的费用，酒店在一定时期内只卖这个供应商的酒水；后者是指酒水供应商给付酒店一定的费用，酒店在一定时期内只允许这一供应商的促销员进入酒店促销，说到底也是酒水供应商为了占领和进入酒店这个终端而给付酒店的利益。但是，最近对进场费、买断费等等是否构成商业贿赂却争论不休，为什么呢？
两种不同性质的商业优势
我们可以看出：前面所举的案例中的终端单位是：医院、学校、供电、供水、房产公司等等，而后二者的终端是商场和酒店，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仔细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前者单位都是依法或者国家赋予了独占地位单位或者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自然垄断地位的终端。比如：医院（公立）、学校是社会公益事业单位，属于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供水、供电企业是公用企业，也是属于国家依法赋予的独占经营者；在每一个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中房地产公司的开发行为具有不可反复性，不可能说房地产公司选择了某一个厂家的管道而由于用户不同意而拆掉重建，所以房产公司对于每一名住户而言具有一种天然垄断地位。为了进入这些终端而给付的利益实际上是买通了国家、法律和客观条件所赋予的一种商业优势，而这种优势应当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用户服务的，而不能被滥用以获取额外的利益。法律所赋予的商业优势却用来当作赚钱的资本，这最低限度也违背了商业道德，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这就好比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法律赋予手中的职权搞钱权交易一样，本质上构成贿赂。但是反过来看商场和酒店，它们在市场中虽然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所不同的是，它们的优势是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的，比如大的商场往往具有十几年、几十年的经营历史，规模逐渐扩大在人们心中也建立的相当的信誉，本是就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无形资产，好的酒店在经营中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外在形象，往往成为财富、地位、尊贵的象征，有着良好的口碑，因此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顾客群，这种客户资源也是一种无形资产。这种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商业优势事实上是一种无形资产，也就是一种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自己争得的商业优势来进行资本运作，获取收益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并没有违反商业道德。因此类似于进场费、买断费的各种费用，许多人认为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
归根结底，对于商业优势的资本化是否构成商业贿赂的问题，许多人潜意识中的看法是：如果这种优势是法律赋予或者基于客观环境形成的，那么凭借优势作为赚钱的资本就是显得仗势欺人，就构成索取贿赂；而这种优势是凭自己在市场竞争中争取的，那么凭借优势赚钱就是无可非议的，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对于后者我们许多人都不认为是商业贿赂，而更加偏向于是双方的协议行为，这就是争议的根本所在。
笔者对此的看法
1、凭借法律赋予或者基于客观环境形成的优势作为赚钱的资本构成索取贿赂，是另外意义上的“钱权交易”，构成商业贿赂毋庸置疑；2、类似于进场费和买断费的情况要具体分析。（1）如果这类终端费用是帐外暗中给予或收取的，就构成商业贿赂，因为这说明给付和收取一方具有在给付或收取额外利益的主观动机，符合贿赂的本质涵义；（2）如果都是明示给付和收取（包括协议或账目的明示），就要个案认定，就是要有给付和排挤了竞争对手的事实、以及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举个例子：如果某供应商通过给付商场畸高的进场费排挤了某一同类商品供应商的事实证据，可以认定是畸高的进场费才导致进场成功，具有贿赂的性质；同理，某酒水供应商给付畸高的买断费并排挤了另一买断者时，构成商业贿赂。（3）当某供应商不惜重金，进行大面积买断经营权的时候，已经或者将要在相关市场上造成垄断经营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商业贿赂。比如：某品牌酒水供应商，在某区域市场上花血本买断各家高级酒店独家经营权，力图造成独占酒水经营的局面，这样就会实质性的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带来垄断，可以认定。
以上只是笔者的一点个人看法，很不成熟。实际上现存的这种争议这也体现了我们执法过程中与现实的矛盾：法律规定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的变化，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所有的行为，我们只能根据法律的宗旨和社会现实状况来具体把握，毕竟执法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原则，要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才能做到公平公正执法。